9月，正当方志敏去波阳搞枪的时候，却意外地在那里“会到省委派来的特派员，听到了他关于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经过的报告”，虽说这是一般的非正式的传达，但方志敏了解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好不满心欢喜，急速回去准备秋收暴动。回到弋阳九区后，方志敏立即召集各村农民代表开会讨论暴动问题，因当地大劣绅张念诚策动了一营白军前来进攻而受挫折，结果“秋暴未成村先毁”。但他们没有气馁，当进攻的白军退走后，就立即组织了三千农民一举攻下张劣绅盘的老巢——烈桥。“从此，九区就成了赤色的九区了”。革命有了立足点。
      11月，方志敏在弋阳窖头村主持召开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党员会议，即有名的“窖头会议”。“当时信江的党与省委已好久没有发生关系，一切政策都不知道。只知道八七会议与秋暴的名字，所以一切决定都是以准备暴动为标准。”“当时在我们的意思，认为暴动区域愈广愈佳，于是有五县同志会议之举，到会者仅有三路，且上饶竟毫无根基，于是只决定在可能范围内定期暴动。”经过讨论，会议制定了宣传大纲，提出了武装起义的纲领；决定了武装起义的组织形式——“农民革命团”；建立了党的领导机构——五县党委会，由方志敏任书记，并规定在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前，五县党委会是五县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同时成立起义指挥部，方志敏兼任总指挥。窖头会议是大革命失败后，赣东北地区的革命由退却转入进攻的重要标志。它为弋横暴动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全面准备。
      12月10日，轰轰烈烈的弋横暴动爆发了，并迅速形成了高潮。
      第二，当弋横暴动遭到挫败以后，能及时地、有组织地将武装暴动转入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
      坚持了两个月的弋横暴动，在敌军一个团和广信七县反动地方武装的联合镇压下，遭到了暂时挫败。指挥部所在葛源失陷，五路农军会攻葛源的战役也失败了。在此时刻，党的中心县委和方志敏等，冷静地分析了形势，总结了葛源战役失败的经验教训，果断地做出停止进攻，转移到磨盘山一带打济南的决策，并作了相应的部署。
      这样，弋横暴动就于1928年5月转入了游击战争。上述情况表明：赣东北的党组织和方志敏等，不仅善于组织革命的进攻，也善于组织革命的退却，把革命的进攻与退却很好地结合起来来，结果保存了革命的武装力量，保存了“纵横四五十里”的革命区域，这是十分不容易的。当时，从全国情况来看，“湖北黄麻、江西、湘鄂西以及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暴动。但由于经验不足，多数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开打着红旗坚持下来没打垮的，主要的是毛主席领导的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在赣东北领导的一小部分武装力量。”
      此时，与省委的联系开始恢复，省委派出两个同志前来巡视工作，但从一个多月以后《江西省委致赣东北各县委信》来看，省委仍很不了解弋横的情况，甚至认为，“弋阳横峰的行动，虽有我们同志为领导，但终不外乎同志个人行为，而非弋阳横峰党的行动。因该二人始终未能在斗争中建立党在群众中的健全基础”。
      第三，当游击战争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确提出了“坚持在根据地打游击，与群众共存亡”的方针。
      1928年5月，弋阳、横峰两县分别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两县苏维埃政府先后正式建立。6月，敌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形势一天天严重，仅有46条枪的济南队，在40倍于我的敌人包围下，退到了方圆不到五十里的游击中心靡盘山上。此时，“谣言非常厉害，同志、群众都非常动摇”。这时候的形势，确是十分危急！方胜峰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会上，方志敏等同志，坚决反对了庞先飞提出的埋枪、放弃阵地、分散隐蔽的逃跑主义主张；又否决了部分外来干部提出的，将队伍拖往白区，到根据地外流动游击的意见；最后决定了“坚持在根据地打游击，与群众并存亡”的方针，并相应地规定了几条具体办法。这一方针和办法，表明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在根据地问题上是很坚定的，即使万不得已要放弃原有的根据地，也事先作了开辟新根据地的准备。在这一方针指引下，通过金鸡山大捷，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局部“围攻”后，根据地得到了初步巩固，重新打开了局面。因此，“这次会议是闽浙皖赣党由游击战争转变到创造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的关键。”“如果这次决定逃跑，赣东北革命运动至少要有一个时期的停顿。”
      从上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出：闽浙赣的党组织和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赣东北人民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确是比较自觉的。他们能在与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按照”八七“会议精神，自动组织弋横暴动，探索革命的新道路，而且坚持下来，在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没有联系没有榜样的情况下，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他们不仅是革命新道路的勇敢的探索者，还是成功的开辟者。
      以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为代表的赣东北的党组织，能够领导赣东北人民比较自觉地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主要是因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都是我们党早期的党员、革命知识分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仅有相当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而且有领导革命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这就为他们能较早地认识和实践“工农武装割据”各方面的基本问题创造条件。
      首先，他们把建立中共地方党组织，特别是在农村中建立党组织，放在革命工作的首位。方志敏在1924年3月入党后不仅积极从事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而且到家乡弋阳县漆工镇建立了党小组，年底扩大为党支部妆兼任书记。邵式平1925年入党后，于次年秋也在家乡弋阳正式组建了弋阳县第一个党支部。与此同时，黄道1924年秋入党后也在家乡组建了横峰党支部并任书记。这样赣东北地区就成了党员和党组织出现较早的地区之一，到大革命失败前夕，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德兴等县，都有了党员和党的组织，形成了一支以革命知识分子为骨干，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员队伍。从而为弋横暴动和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最要紧的条件。
      其次，他们了解农民，能够正确认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都生长在农村，熟悉农民的生活，了解农民的痛苦与要求。大革命时期他们又都从事过农民运动，特别是方志敏曾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长、中共江西省委农委书记、江西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是江西农民运动的领袖。他还聆听过彭湃、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报告，学习了海陆丰与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从全国与江西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高潮中，看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只有发动广大农民，革命基础才会巩固，中国革命才会胜利。
      再次，他们一贯重视武装力量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早在1925年，方志敏为“为弋阳青年学会”创办的刊物取名“寸铁”，就是他重视武装斗争思想的萌芽。后来在担任省农协秘书长期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启发下，办起了省农民自卫军，当国民党中央党部命令停办农民自卫军时，方志敏还据理力争，“谓省政府诸委员同志，向中央党部请愿，仍旧保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决议，举办农民自卫军一条。”“四一二”政变后，赣东北党组织按照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同志的指示，想方设法从各方面收集了百余枝枪，准备武装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但是当时江西省委内的王力生、邹努等少数领导人，追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硬逼着赣东北党组织交出枪枝。方志敏同志不同意，还受到了党内处分。大革命的失败更使他们认识到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没有武装，我们就好比笼里的鸡，反动派要捉便捉，要杀便杀”，“这种不要武力并自动解除武装、缴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给敌人的错误，是这次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
      第四，他们有武装农民夺取政权的初步经验。大革命时期弋、横的农民运动，在革命实践中就抵制了陈独秀不要武装、不要政权的错误路线，坚决走建立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如1926年秋的“漆工暴动”，摧毁了反动的漆工镇警察派出所，用派出所的枪枝武装了农民自卫军；1927年初的“横峰夺权”，使横峰县的政权和武装掌握在共产党员人手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弋阳农协会员2万余人，在国民党一个起义连队的配合下，还攻克县党部，刀劈伪县长，镇压土劣百余人。同时，横峰县的农民，三打横峰县，直捣县政府，赶走反动县官，救出被捕的同志。
      总之，由于他们有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对中国革命的农民问题、武装斗争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又有武装夺取政权的初步经验，才在暴动的纲领和实践，把土地问题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把革命的进攻与革命的退却结合起来，并较早地建立了革命的立足点，逐步解决了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从而比较自觉地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道路。
      (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开始是在没有正规军队帮助的情况下，依靠农民武装进行的 ，它创造了一种先依靠群众武装建立根据地，然后再建立正式红军的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新形 式
      “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靠枪杆子才能打出红色政权，这是各根据地创建中的共性。 但因各根据地武装力量和群众基础的情况不同，在具体做法上又各不一样。有的是靠正规的 人民军队做骨干创建的，有的是靠党掌握的白军帮助建立的，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是先依靠 农民武装建立根据地，然后再创建正式红军来巩固根据地的。
      大革命失败后，_弋横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比较薄弱。转入山区坚持斗争的农民自卫军，曾经盼望南昌起义部队的增援，结果未能如愿。方志敏在准备武装暴动的过程中，也曾经设法取得白军正规部队的支持。为此，他亲赴波阳，力争把由共产党员胡烈（即李新汉）任团长、拥有枪一百支的波阳警立团带到弋阳来，作为暴动的骨干。但由于团内反动分子的破坏，早已将警卫团断送了，只从一个负责同志家里搞到十枝枪。
      除了这十枝枪外，加上原弋横农民自卫军的十几枝枪，及十月下旬刘渗（朱培德八十二团一个倾向革命的连指导员）送给农民自卫军的两枝枪，弋横地区共有枪支二三十条。显然，仅仅依靠只掌握这点武装的农民自卫军来组织暴动是十分困难的，必须把广大的农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形成强大的农民武装。1927年11月，就在著名的窖头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建立农民革命团的决定，找到武装群众的好形式。
      农民革命团以自然村为单位，团下设排、排下设班，每团均在30人以上。这样，随着农民革命团的建立，就把革命的农民，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了。“农民革命团一经建立，这村中的权力，即暗地转入于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之手。”农民革命团实际上又成了村中的政权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以保乡保族为名，以上山打野猪为掩护，锻造刀、叉、剑、矛、土枪、土炮，又大练武艺不断提高军事技能，积极为武装暴动做准备。
      鉴于赣东北地区封建宗法势力较强，农民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较深，因此，在规定农民办理加入农民革命团的手续中，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用了换帖子、画押、喝鸡血酒等方法。“虽然这一仪式有点陷于封建的换帖结拜式的错误，但当时实际收效很大。”
      由于窖头会议决策的正确，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好，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因此，农民革命团发展很快，仅一个多月时间，弋阳北乡地区和横峰的大部分地区，除少数较大的自然村外，大多数的村子都有农民革命团的组织，轰轰烈烈的弋横暴动就是建立在上千个农民革命团的基础上的。
      为了弥补暴动中没有正规军帮助的弱点，为了在暴动中尽量发挥和不断扩充农民革命团的武装力量，起义指挥部在暴动的方法上还作了精心的布置，规定：“各村之劣土，由各村农民自己动手，其力不足以敌劣土，则以武装援助之，并决定由大村富足之区发动（即劣土大而且多），然后各地响应，因为怕大劣土闻风先遁，不能筹款以购枪支。”
      自1927年12月10日横峰楼底兰村起义后，弋横暴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两个月时间内，暴动就席卷了弋、横、德三县，在暴动中逞英豪的农民达10万以上，暴动的农民在乡、村召开群众大会、烧毁借契，镇压反革命分子，起义声势越来越大。但是，1928年初，当反动军阀朱培德派来一团人马进占了弋阳、横峰县城，在地方反动势力配合下向农民军反扑时，形势急剧恶化。在强大的敌人正规军的进攻下，农民军无正规组织，又缺少训练，迭遭失败。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遂转入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这时，“革命区域已有纵横四五十里，但快枪仅二十余枝，应付非常困难。”
      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没有红军，是可以组织暴发一个群众的暴动；但是在暴动之后，不积极去建立坚强能战的红军，无论如何，暴动是不能长久支持下来。”于是，以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为代表的赣东北的党组织，在1928年3月转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就挑选了起义中的积极分子二十余人，成立土地革命军，这就是赣东北红军的雏形。
      1928年6月26日金鸡山一战，击溃弋阳靖卫团，一举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局部“围攻”后，扩大了队伍，正式建立红军、番号是“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
      赣东北的红军终于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了。正规红军的建立，使原有的根据地初步得到巩固。随后，由于红军继续粉碎敌人正规军三次局部“围攻”和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地发展，到１９２９年６月，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苏区面积扩大二倍以上，人口也由十余万增至四十余万。”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在没有正规部队的帮助下，主要依靠农民武装组织暴动，建立根据地，是有一定的客观条件的。
      第一，“反革命在闽浙皖赣地区力量很薄弱。”暴动前，赣东北地区的反革命政权处于更替之际。大革命时从南昌赶出来的李烈钧的反动赣东省政府已经垮台了，朱培德的省政府开始了对赣东北各县的统治，但由于反革命营垒内部矛盾重重，由于南昌起义与遍及全省各地的秋收暴动，打得朱培德狼狈不堪，因此，朱培德上马后，只能委任几个反革命县长和派一个连的武装到赣东北来；江西一直没有本省军队，向来都是派外省军队驻防、“围剿”的，这种情况在赣东北也是一样。屡次前来局部“围攻”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杂牌部队，他们对“围攻”并不热心，卖力。加上军阀之间持续不断的混战，更给革命力量以可乘之机。正如方志敏后来指出的：由于“白军的内部冲突，在一九二八年，军阀混战，经常发生狗打狗的，打了一回又一回，每打一回，进攻的队伍就要调走一次，给了我们休养整理的时间”；赣东北各县反动派的地方武装力量也比较薄弱，如横峰县：“豪绅与县长互相冲突，但均无力量，县长有枪十枝，公安局限性０枝，无驻军。”反动的靖卫团，是在暴动爆发后才逐渐拼凑起来的。
      第二，大革命留下深刻的影响。在“八一”起义前革命高潮时期，弋阳、横峰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基本上打倒了地主阶级，取得了地方政权。因此，群众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夺取政权的经验，有一批善于领导群众斗争的好干部。大革命失败后，党仍然保存了部分武装力量。在部分农村，如弋阳九区、横峰青板桥、姚家垅等地，党和群众的力量仍是很大的。
      第三，民间武装很多。１９２７年１１月，横峰“三都（离城二十里）有农协组织，农民一千，有枪四枝，土炮二十枝以上，打鸟枪一百支以上，刀勘多。”“东北各县散布民间的武装特多……土枪约在五千以上，土炮约在六七百以上，矛、刀等约占东北人口之半。”“这些民间武装在革命前除打猎外，多用于械斗。但由于参加械斗的农民一旦觉悟起来，这些枪、刀就又成了革命得手中的武器。如德兴县农民党员余吉满，一九二八年底参加暴动时，就交出了保存在家的曾用来参加械斗的武器：一枝马枪、六枝双套筒快枪。”
      第四，自然条件好。弋横地区山岭连绵、层峦叠嶂、物产丰富。革命中心磨盘山，位于弋横德三县交界处，这里连绵一百多里都是崇山峻岭、悬崖绝壁和原始森林，形势更是十分险要。这样，既有利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又可自生自养、独立存在和发展。正如方志敏所指出的：“弋阳九区一带，不但地形很好，而且粮食也不缺乏，故能与白军周旋几年，不至失败。”
      （三）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武装斗争和白区工作的结合，逐步组织地方武装起义，一块一块地、波浪式地向前推进的
      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必须依靠枪杆子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这是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共性。但在具体做法上，各革命根据地又有着不同的情况。一般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靠红军打江山扩大起来的，红军打到哪里，根据地就扩展到哪里。另一种是靠组织地方的武装起义，一块一块地发展起来的。前一种发展的速度较快，但必须及时进行巩固。后一种发展的速度较慢，但比较巩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主要属于后一种。而且白区工作始终在根据地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配合作用。当时的具体做法是：先派得力干部到选定的白区去秘密建立党的组织、群众组织，领导群众进行抗租抗债等日常斗争，积极创造武装起义的条件，待起义条件成熟后，再派红军帮助，里应外合，建立新苏区。这种发展根据地的办法是方胜峰会议制定的，后来执行中收效很大。正如邵式平等所指出的：当时党把发展秘密工作看成是发展苏区、巩固苏区的一个主要任务，“方胜峰会议决定黄道同志去贵溪准备第二根据地以后，这个方针便成为党内外的群众运动。每在敌人进攻时，党员与群众能在根据地以外找关系的，都向外去做工，并到处发展自己的组织。党员发展党员，团员发展团员，群众就发展群众团体；到一定程度，就派游击队配合行动，或者直接派红军去援助起义。”
      １９２９年秋，贵（溪）、余（江）、万（年）起义，就是用这种方法发展的一个范例。
      方胜峰会议后，黄道到贵溪，与原在贵溪坚持工作的党的负责人邵棠取得了联系。他化名陈松寿，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并与当地农民联系，积极开展秘密工作，成立了党的贵溪县委。７月下旬，方志敏来到贵、余、万起义的中心周坊，开始了“上名字”运动，帮助建立了“十三太保”、“九友结义”、“一百单八将”等群众组织。从表现看好像是封建小团体，实际上是农民革命团的前身。１９２８年１２月，为加强贵、余、万方面的工作，党又派程伯谦、方培龙等到周坊，把秘密工作伸展到贵溪的塔桥、洒沥、横山一带，余江的橡皮湾、大桥、弋桥、万年县的富林等地，建立了各地的党支部和统一领导三县的贵、余、万中心县委。为培训起义骨干，中心县委举办了积极分子训练班，吸收三县的代表参加由方志敏传授弋、横暴动的经验。１９２８年底，以周坊为中心的周围数十里地区的农民革命团已成了半公开的组织，各村已开始了抗租抗债，禁谷分谷的革命行动，起义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党就决定从弋横调来拥有八条枪的武装，公开宣布成立了农民革命团。接着又派了一连红军击溃了前来镇压起义的敌人。扫除了起义中的最大障碍。１９２９年１月，以周坊为中心的贵、余、万起义爆发了。同年５月、８月，协助起义的红军在广大起义农民的配合下，打退了贵溪靖卫团、警备队和白军一个营的进攻，持续了半年的贵、余、万起义获得成功。１９２９年底至１９３０年初，三县苏维埃政权先后建立。
      正是在上述发展的基础上，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日，召集了第一次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了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信江苏维埃区域就是由上述各地武装起义后建立的小块苏区会合而成的。
      以方志敏、邵式平、黄道为代表的赣东北的党组织，采取这种发展根据地的方法，是因为当时红军的力量比较弱小（到１９３０年红十军成立前夕也还只有一个团），但群众基础较好，党又有一定的组织地方暴动的经验。因此，他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创造了这种发展根据地的新方法。虽然发展的速度慢些，但却很巩固。这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能成为全国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的重要原因。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的历史发展过程。自信江苏维埃建立以后，随着红军、游击队的壮大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更多的用了靠红军打江山的方法来发展根据地。但白区工作仍然起着重要的配合作用。这时的白区工作进一步秘城镇发展，党的组织“城市也逐渐也可以打入，河口镇已有两个同志，尚建立组织，横峰城也有两个同志，上饶城现在有建立组织的可能，现在有组织的余江、余干、贵溪县城镇工作人员缺乏，尤其是城市工作同志的异常缺乏以致发展困难。”１９３０年５月至７月，红军攻克河口、余江、景德镇等城镇战斗的胜利，是与这些地方白区工作的配合分不开的。特别是在攻克景德镇的战斗中，从作战计划的制定以苏维埃的建立都是红军与地下党共同完成的。赣东北省苏维埃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白区工作的布置和领导。如１９３１年６月１８日赣东北特委在第三次常委会决议案中就作了详细的布置：“１.贵溪、余江南岸：１）以上靖、资溪、邓家埠三地交界地点为中心发展的方向：一向贵溪七区余江四、五区与苏区联系起来；一向光泽发展，打通中央苏区。２）以花桥、文坊、冷水坞为中心。２.上饶南岸：以华兴为中心，向广丰发展。３.开化方面：以由溪口为中心，与德兴苏区打成一片，与小玉山取得联系，向华埠开化发展。４.德兴上饶玉山方面：以小玉山临川湖玉山之间为中心，目前主要任务把上饶德兴苏区打成一片，同时向常玉汽车路发展。５.婺源方面：以婺源北乡为中心与德兴苏区打成一片。6.闽北方面：向光泽贵溪南岸发展，同时向洋口发展。”为了加强白区工作，为扩大苏区创造条件，还在赤白交界的地方普遍建立了特区，如化玉持区、上广特区、上横特区、上铅特区、河南特区。特区组织是秘密的，特区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秘密工作，建立精干的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的武装组织，以及互济会、反帝大同盟、工会等群众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斗争，逐步使特区由白区变成半公开的苏区即“灰区”，等红军一到就“掀开”建立新苏区。
      有了上述白区工作的基础，经过整训后的红军独立团战斗能力又大为增强。加上１９３０年５月蒋冯阎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有利条件，信江苏区迅速发展，自５月５日乐平身坂战斗胜利后，兵力所指，无不奏捷。先后攻克河口、弋阳、余江、乐平、德兴、景德镇等城镇，苏区纵横五百余里，人口有一百余万。７月，闽北苏区正式划归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十军成立后，又以游击战的行动攻取了都昌、湖口、波阳、彭泽一带，并攻克了安徽的东流、秋浦等镇，占领了马当要塞，形成了１９３０年大发展的局面。８月建立了赣东北省，成立了江西东北委员会，但由于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这些新苏区都来不及巩固，所占城市丧失不少。１９３１年４月和１９３２年９月，红军先后两次出征闽北，将根据地扩大到广丰、铅山、崇安、浦城、建阳、建瓯、邵武、光泽一带。１９３２年底又发展到闽浙皖赣四省边界，建立了闽浙赣省。
      （四）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开始就明确提出了“建立劳农政府，平债均分田地”的纲领；在土地革命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正确的土地政策
      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内容。各革命根据地的实践过程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经验，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中的特点是：
      首先在暴动之前，就明确提出了“建立劳农政府，平均分田地”的纲领，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紧密的结合起来了。
      赣东北的土地占有状况极不合理。据上饶、铅山、横峰、贵溪等四县的调查，占人口总数的9.5％的地主富家占有土地的７１％有些地区土地的集中程度更高。如弋阳地区，占人口6%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区土地的75%，森 林的80%。而且大地主较多。如贵溪张天师的土地遍及八县，总面积达4600多亩，横峰大地 主，占土地面积千亩以上有六七家，地租利息也非常厉害，一般是对半分，还有严重的“倒 三七”，即佃户只得收获额的三成，地主坐待七成。因此几乎80%的农民都要借高利贷，利 息之高，令人刮目。
      针对上述情况，在组织武装起义的头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了“平债均分田地”的纲领，这一纲领深受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成为弋横起义的强大动力。还在武装起义酝酿的过程中，广 大农民就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抗租抗息”的斗争，弋阳九区一马当先，自五县会议后，九 区即将所有租谷平分，并抗债不还。作为弋横起义序幕的楼底兰家起义，也是在“不还债、 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的口号下揭竿而起的。起义爆发后，各地农民的第一个革命行动 也就是捕捉豪绅地主，烧毁借条契约，没收粮仓，缴出罚款。实行平债分谷，分财物。
      通过这些斗争，进一步提高了起义农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培养了一支以贫雇农为骨干的阶级队伍，为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创造了前提。
      随着根据地波浪式的向前推进，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有一个逐步开展和不断深入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组织把中央的一些土地政策与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
      自暴动、平债以来，由于敌人连续发动了四次局部“围攻”，直到1928年，才在弋阳、横峰、德兴的部分地区开始了土地革命。当时虽有初步分配，但无明确办法。只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下作了3条规定：“①以村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②凡是不反对苏维埃的人民均有得土地之权；③谁种谁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均匀。”具体的做法和步骤是：先以贫农团为核心成立平分土地委员会，然后在普遍进行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划阶级，开头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土豪、劣绅6种，稍后将土豪和劣绅两种成分合并为1种，统称“地主”。阶级划好后，再计算土地和产量，进行分田。分配的方法，除弋阳部分地区按人口平均分配外，多数是将全村或乡的人口分为劳动力和“消费”两类。（15岁或16岁至60岁为劳力，16岁以下60岁以上为“消费”）劳力分到的土地比消费者多一倍，同时，将土地质量分为上、中、下等，军烈属、贫雇农可以挑选上等田。中农的土地原则上不动，在原有基础上递减。对守法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属也分给一分人口田，有的地方，对可能回来的反水农民也分了田。
      上述的规定和做法，与闽西初期的土地革命相类似，它虽然不完善，也不够具体，但是着眼于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而且避免了一些“左”的做法，因此，对发动群众、发展生产、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9年10月，信江苏维埃成立后，闽浙赣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党和苏维埃政府根据党的“六大”制定的土地政策的精神与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在总结上阶段分田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制定了《土地临时使用条例》《补充土地法》《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土地税法》及《反富农问题》等文件，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也比较正确的土地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没收的对象和范围上：没有执行党的“六大”关于没收一切大小地主自耕农私有土地的决定，而是“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教堂、寺庙、祭祀、祠堂等地及财产”“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者的土地一律没收。……至于地主、富农影响之下的中农、贫农群众，应尽量用宣传教育方法，使其觉悟”，“地主性的富农，是带封建的剥削，我们要把他所给与别人种而自己收租的田，全部没收。”至于富农多余的耕具，没有规定没收，在实际做法上，是由政府借出给无农具者使用。
      第二，在分配原则和标准上：没有机械地进行按人口平分，而是“以全部田亩百分之五十照人口分配，百分之五十照生产成员分配（生产成员同时也分得照人口分配的田亩）”。此外，还规定了一些辅助措施，如“人口田以足够维持各个人生活为限度”。“老弱病残搭在亲友家耕种”。在分配的方法上把原来的“以村为单位”改成“以乡为单位”，坚持“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的原则。这样，既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每人平均分得土地三亩以上）有利争取群众，又避免了“绝对平均”，有利发展生产。
      第三，在分配的土地归谁所有的问题上，规定“分配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可以出租出典，可以雇人耕种。”这条规定对“六大”的土地政策是一个补充和纠正。因为“六大”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仍然规定“土地国有”，虽然在《政治决议案》中也提出了“耕地归农”，但指的是归农使用呢，还是归农所有呢？不明确。赣东北特委认为：“土地国有这是原则上如此的，农民是小有产者 ，特分田实为他们的要求”，因此作了这条规定，进一步解决了所分土地归农民所有的问题。
      第四，在土地革命中如何促进生产的问题上，提出：“鼓励生产事业”，“改良和扩充水利及培植森林”。“凡是使用土地的群众，都要依照苏维埃政府所订的土地税税则交纳土地税”。“农民分得田地、山场、须努力耕种开垦以免荒芜，如有因怠工致田地、山场所荒废者，苏维埃政府得全部或一部收回另给他人使用，并须受拘役处分。”这些规定把土地革命与农业生产的发展直接联系起来了，从而使土地革命的路线更加完善。
      实践证明，上述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它不仅推动了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还为全党土地革命路线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在土地问题上，正确对待富农的政策，可以说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一大创举。对中国的富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应采取什么政策，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既有封建剥削，但又有资本主义剥削，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而且大部分还是参加劳动，处理起来容易犯“左”的错误。它人数虽然不多，但处理不好，却影响很大。在赣东北根据地，由于地主富农一样分得了土地法，有了立命之本，有了生活出路，他们一般也就不外逃了。正因为如此，赣东北党组织的这一正确政策和策略，对于削弱敌人的力量，壮大革命人民的力量，巩固红色政权，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同时，也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关于对待反动阶级要从思想上教育、政治上瓦解、生活上给出路的新鲜经验。
      再次，在土地政策问题上与王明“左”倾路线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斗争，尽量减少了损失。
      1931年下半年，王明路线统治的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曾洪易全面否定了上述正确的土地政策。诬蔑“赣东北过去对土地的分配充分表现着富农路线领导”。他刚到一个月，就向中央报告说：“过去解决土地问题，最严重的错误是：没有规定富农分坏田，结果富农都分得好田……土豪劣坤或反动派的家属有许多分得了土地。……这些错误，我们已决定坚决的纠正。”接着强令修改土地法，并开始了重新分配土地的运动。
      面对这种情况，方志敏毅然站出来说话，指出这“未免有一概抹杀之处”。随后，方志敏主持的省苏在实践中用区别新老苏区土地政策的办法来限制了“左”倾分田运动的开展。1932年初，省苏就强调“老苏区的土地革命的利益确是已落到雇农、贫农、中农手中，无须重新分配”。1933年1月方志敏在《闽浙赣省苏维动乱执行委员会对全省选民的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在中心苏区，土地问题的中心已经不是分配土地问题，而是如何增加土地生产，发送群众生活的问题。”“新发展的苏区，省苏是极注意分配土地。”在出现乱定成分的现象后，省苏工农检查部又特地印发了《关于阶级成分分析》文件，将富裕中农与富农的区别，富农与地主的区别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等等。这就减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危害。
      （五）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建设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都有很好的创造。
      在党的建设方面。发展党员“是以斗争坚决，在群众中有威信，对革命忠诚，工作积极为主要标准，寻找对象，万分问题只是标准之一。因此，所发展的党员大都是群众斗争的领袖”。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支部，自然也是很精干的。“一千多户的大村支部，也仅有十几个党员。”发展党员不仅在根据地内进行，还到相毗连的白区去秘密发展，这是赣东北党的建设的突出特点。与此同时，还特别注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早在1928年3月后，就在省委特派员的帮助下，编写了《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的文件，提出了22条要求，即：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牺牲个人；勇敢参加阶级斗争；对党忠实；要随时随地去宣传群众；要随时随地去组织群众；努力做好党员的一切工作；严守秘密；按时到会，缴纳党费；勤学革命理论；打破家庭观念；打破迷信观念；不得贪污；要明了政治；接受批评；永不叛党。这22条都是根据党纲党章对党员的要求，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提出来的。由于它通俗、易懂，富于战斗性，深受党员的欢迎，成为广大党员行动的准则，不仅在1928年的艰苦岁月里，而且在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过程中，都是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良好教材。
      在政权建设方面。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自下而上，逐步完善的。苏维埃政府最初的根子是“农民的革命团”。1928年3月，才解散了“农民革命团”，正式建立材、乡苏维埃。5月，先后成立弋阳、横峰县苏维埃政府。1929年10月，在弋阳、横峰、德兴、贵溪四县分别成立的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下设内务、财政、军事、惩治反革命、人民经济、土地、教育、红色救济等委员会。以后，由信江发展到赣东北，由赣东北发展到闽浙赣，政权建设逐渐臻于完备。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还造了一支坚强有力朝气蓬勃的具有优良作风的干部队伍。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干部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建立了定期的学习制度，开展竞赛，定期考核；建立了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特别是在农忙季节；用“生产协会委员会”的形式把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建立巡视制度，帮助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解决问题。当时在瑞金中央政府工作的谢觉哉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德兴县一个同志告诉我，德兴县苏维埃一十三个干部，经常只一个或两个守机关，处理日常事务，其余都出发到区乡工作。工作一个时期都回到县里汇报，讨论作出下一个时期的工作计划，又都出发去原地工作。这样，人民的意见和政府的决定交织在一起来，政府工作人员和人民也交织在一起来，工作的效率很高，不仅在敌人的残酷进攻下能打胜仗，而且在极艰苦的情况下，能把人民的生活提高。”此外，为了使广大干部便于接受群众的监督，苏维埃不仅实行了普选制还实行了撤换制，“如被选人员发生违背群众利益的错误行动时，群众可以开会直接撤换他另选他人。”在党和苏维埃的培育下，广大干部不仅有亲近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忠实的为群众谋利益的高贵品质，而且在工作中还表现了高度的民主精神、进步精神、创造精神、刻苦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各级领导干部，能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为此方志敏赞扬他们说：苏维埃工作人员过去文化水平知识程度都是很低的，可“他们一掌握了政权，在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之下，管理政治，有条有理，比较当今的执政者，贪污腐化，敷衍塞责的，要高明几百倍！”苏维埃如此忠实的为群众谋利益，群众对苏维埃的信任和拥护也日益增高，“他们宁愿牺牲一切，帮助苏维埃，他们爱护苏维埃，比爱护他们的家庭还要恳切。”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称许赣东北苏维埃的工作说“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
      在军事建设方面，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对敌斗争中形成了“五十三字”的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在大打人民战争中，创造了“地雷战”的作战形式。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决定性了红军在战略上是防御的，在战术上必须以游击战为主，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但在全国范围内，由于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等差别，因此各根据地的战略战术，又不能不具有自己的特点。
      以方志敏、邵式平、黄道为代表的赣东北党的领导者，多系知识分子出身，一开始不懂军事。但他们能虚心学习，善于总结经验，领导红军在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逐渐摸索出了一整套游击战的战术原则，这就是：“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
      这一战术原则，完全是根据敌强我弱及敌多弱点我之优点出发的。在以后的实际战争中更证明其正确性。“但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认为‘扎口子’是分兵把口，‘打小仗’是怕打大仗；曾洪易反对游击战争更以此作为根据。其实扎口子打埋伏就是仗击战，绝不是曾洪易的分兵把口；打小仗吃补药就是游击战，集小胜为大胜，绝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赣东北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失利，正是曾洪易等抛弃了上述游击战的作战原则而采取了“持久围困堡垒”的作战方针的结果。
      1933年春，邵式平、方志纯受闽浙赣党组织的委托，随红十军前往瑞金，向中央汇报工作。当向毛泽东贱卖汇报到赣东北红军的作战原则时，受到他热情的称赞，连声说：“好！好得很，生动活泼。”
      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必须依靠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紧密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紧密结合，大打人民战争。赣东北革命地在加强主力红军建设的同时，也充分发挥了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作用。他们在配合红军作战、保卫苏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贡献。在斗争中更表现了无穷的智慧和创造精神，广泛开展的地雷战，就是赣东北人民在对敌斗争中的一个重大创造。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的地雷战，在1933年，就受到中央苏区赴赣东北参观团的热烈赞扬。1934年，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代表又在会上介绍了广泛开展地雷战的经验，受到了普遍的重视。1934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人民委员会在《给战地和苏维埃的指示信》中号召：“利用赣东北苏区的经验，充分使用挨丝炮并各种各式的地雷，以轰炸进攻的敌军。”虽然，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当时地雷战还没有在各根据地普遍开展，但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地雷战却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实现了方志敏的“全国工农群众都发动起来埋地雷杀敌，定可以打得帝国主义军队毫无办法”的天才预言。
      在经济建设方面，党和苏维埃正确处理了革命与生产的相互关系，在领导人民进行国内战争的同时，还进行了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的，苏维埃政府采取了组织起来实行生产互助，广泛开展反懒汉的斗争，用极大力量发动了全体劳动妇妇女参加生产，督促各革命团体动员自己组织的群众积极生产，帮助红军家属耕种，组织生产突击队、模范队、冲锋队开展劳动竞赛，鼓励开荒，提供财政信贷，兴修水利，加强对耕牛的保养、使用和管理，大力种植棉花和经济作物，大力传播农业生产知识，提高农业技术等十多项措施来加强农业的发展。在党和苏维动乱的积极领导下，加上分地以后农民的积极性，使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根据地的工业是在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基础上，从创办小型军械修配所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起来的。1931年，为了适应根据地扩大后，对工业品日益增长的要求和粉碎敌人经济封锁的需要，工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各县利用本地现有的竹、树、矿山和农业提供的各种原料，制造了大小规模的各种厂矿、如煤矿、铁矿、木炭厂、锅炉厂、樟脑厂、榨油厂、橘饼厂、制糖厂、纺织厂、制鞋厂、石灰厂、农具厂等，加上省办的工业，使根据地的工业不仅保持了军需民用，而且一些工业品还可出口，特别是纸张，每月都有三千吨至五千吨的出口。
      闽浙赣根据地的对外贸易是搞得出色的。由于根据地的白区工作有较好的基础，对外贸易早在1930年秋就开始了。1931年，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省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物资检查局，下设对外贸易处和船舶检查处。对外贸易处一般都设在红白交界的地方，主要是通过秘密工作与白区进行货物交易。苏区的采购员到白区后，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紧密配合，一方面用苏区土特产换回急需的盐、布匹、煤油、红硝以及枪枝等，另一方面宣传、征集苏区银行和贮粮合作社的股金，甚至捉拿土豪劣绅，分别罪恶轻重以物换人等革命活动，真正做到党所要求的“一个物资供应工作者，同时又应该是一个政治工作者和革命的地下工作者。”船舶检查处设在信江沿岸，通过对来往船只的检查，发现发球豪绅、官僚资本家的货物即予没收。一般商人的货物，通过协商进行收购，保证其合法利润。
      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贱卖对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农业、工业、外贸都进行了高度的赞扬，指出：“一九三三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平），而在闽浙意向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在闽浙意向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例如造纸、织布、制糖等居然发展起来，并且收到了成效。他们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这一工作，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中央区则开始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果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
      上述“方志敏式”工农武装割据特点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以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为代表的闽浙赣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发扬开拓创新精神的结果。他们坚持从赣东北的实际出发，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地区的特点结合起来，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领导赣东北人民创造了红军，创造了“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从而，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全党为寻找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成功经验。
      三、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年的中华苏维埃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受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和表彰。中华苏维埃政府赞扬它“在打击进攻苏区的敌人方面，在深入土地革命方面，在苏维埃建设方面，在白区工作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成绩。”毛泽东同志更是把它誉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称它是“坚强的苏维埃阵地”，并授予“苏维埃模范省”的光荣称号。表彰“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在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也称颂它是“典型的红色根据地”，“不仅革命根据地搞的好，军队也搞的好”，“群众工作做得好。”“尤其赞扬经济工作。”
      这块革命根据地重要的历史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较早又比较巩固，是当时全国六大苏区之一
      1.弋横暴动与弋横苏维埃的建立是比较早的
      大革命时期，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运动飞跃发展，已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这就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苏维埃运动首先在这些地产生、发展以至成为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奠定了。方志敏较早地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武装阎 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在大革命时期就以主要精力在江西从事农民运动，成为江西农民运动的先躯。并与邵式平一起在党组织条件较好的弋横，进行了武装夺取政权，实现“一切政权旧农会”的成功的尝试，从而为弋横起义的较早发动和弋横苏维埃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弋横起义是在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的直接领导下，于1927年年关爆发的，这在大革命失败后全国此起彼伏的大小一百多次武装起义中是比较早的。不仅如此，当起义遭挫折时能及时转入游击战争，建立弋横根据地，建立弋横苏维动乱政权，而且经过方胜峰会议坚决打击投降妥协的观念，采取各种得力措施把它巩固下来了，这在当时全国众多的武装起义中是难能可贵的，当时武装起义虽多，但建立根据地的只是一小部分，坚持下来的就更少。
      2.1930年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被中央定为全国六大苏维埃根据地之一
      弋横起义和弋横苏维埃的建立为赣东北各地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创建了成功的经验。在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同志的精心组织下，通过开展白区工作，逐步组织地方起义的办法，使德兴、贵溪、余江、万年、上饶、铅山，先后建立了苏维埃的政权。1929年10月1日在此上，召开了第一次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信江苏维埃政府。1930年5月又出击赣北，战绩显著，使信江根据地发展至赣东北，7月组建了红十军。1930年10月中央就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确定为全国六大根据地之一。正如同月28日，中央在给赣东北生气特委并红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所说的：“赣东北苏维埃区域是六大苏维埃根据地之一（即1.中央区——湘鄂赣及赣西南；2.湘西、鄂西；3.鄂东北；4.赣东北；5.闽粤赣；6.广西）。”
      这块根据地也是比较巩固的。坚持“工农武装割据”达七年之久，即使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失败了，仍然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可以说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十年中都发挥了它的重要作用。其主要原因从主观上说是以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为代表的党组织比较有力量和政策的正确。首先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是发动农民从地方起义逐渐起做的，群众基础好。随后又正确处理了根据地巩固与扩大的辩证关系，提出了“进攻的巩固；巩固的发展”的波浪式的推进政策。根据地内部的党建、军事、土地、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多是从实际出发的受到群众的欢迎。虽然这里也受到立三路线的干扰，但他们作出了有效的抵制。1933年底，曾洪易到中央苏区参加六届五中全会，方志敏担任闽浙赣省委书记期间，提出了“保卫基本苏区”，“创建新的苏区”的战略思想，并采取具体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某些转变，只是次年春五中全会精神的到来，才使这些转变未能坚持下去，皖南苏区也因此没有没有巩固起来。致使后来的抗日先遣队在皖南未得到应有的帮助。
      （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央苏区的“有力的右翼”和东北屏障
      1.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地位
      根据地位于闽浙皖赣四省边界，东临浙江大海，西连江西鄱阳湖，北靠安徽长江，南达福建闽江，是祖国“东南半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山峦叠嶂，河流纵横，且当时交通不便，军事上地势险要。经济上物产丰盈，具有“工农武装割据”的良好条件。它靠近南京、上海等地，严重威胁着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中心。它紧靠中央苏区，与湘赣根据地的互为犄角，分别从左右两个方面拱卫着中央苏区，是中央苏区的“有力的右翼”和东北屏障。这样，它的存在和发展，自然牵制敌人一大批兵力，在反“围剿”的斗争中，在推动整个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中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对闽浙赣根据地的战略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之所以提出红军主力出击苏浙皖赣，威胁敌人根本重地，迫使敌人回援根本重地而撤兵，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战略性建议，固然原因很多，但也包括考虑到了这一地带有群众，特别是有闽浙赣根据地可以发挥作用。这一建议是很正确的。当时，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拒不采用此计划，才使这一主张未能实现。后来毛泽东会见方志纯忆起这件事时，再次说到：“其实，那个时候，即使即使中央苏区丢了，还可以到你们那里去。你们背靠武夷山，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可以直逼杭州，威胁南京，敌人是不会丢掉老巢不管的。”
      2.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有力的支援和帮助，充分发挥了“东北屏障”的作用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帮助，主要表现在军事上。1933年1月，中央电令红十军南渡信策应一方面军，以共同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当时对中央的这一命令红十军指点员曾感到突然，因为不了解一方面军的作战计划。红十军是闽浙赣苏区的主力红军，同样面临着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任务。离开了，根据地怎么办？但他们为顾全大局，坚决地服从了。1月25日邵式平、周建屏、方志纯随军行动，后被留在中央苏区工作。临别前方志敏还交待邵式平：“一切都听从中央指挥！”1月25日，渡河后的红十军主力与前来迎接中央红三军团在贵溪的上清宫会师了。红十军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即改为红十一军。当时，在“左”倾冒险主义控制下的中央，以交换经验为名，撤换了红十军营以上的干部，军长周建屏调去学习，邵式平也离开了部队。但久经考验，有光荣斗争传统的红十军，仍然担负和完成了开辟信（江）抚（河）新苏区的任务并配合中央主力红军在宜黄的黄陂、登仙桥一带，获空前胜利，消灭了进攻根据地敌人的右翼。此后，红十一军扩大为红七军团，被留在中央根据地。1934年红七团被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调走后，方志敏等在地方武装赤警师的上重建了新十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当敌人逼近闽浙意向革命根据地首府葛源泉的紧急关头，中央又责成闽浙意向省委将新十军与红七军团合并，组成红十军团继续完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对此，闽浙赣根据地再次坚决服从了中央的决定。当时方志敏“痔疮大发，每天流很多脓血，不但不能走路或骑马，而且不能坐椅子，要坐总是半躺着坐”，但他还是抱着“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的态度，忍痛率队出发了。英勇悲壮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牵扯敌人大量兵力，掩护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在经济上，闽浙赣根据地也不时地支援中央一些经费。当时，负责苏区财经具体工作的谢文清在《回忆赣东北苏区银行经济工作》中写道：方志敏同志说过中央苏区大，人多开支大，经济来源泉有限，我们要尽力支援。记得以后送去过两次金银，一次是红十军调中央苏区带去的，一次是1932年冬省苏维埃警卫连护送去的（2箱金条，每箱50条，每条10两；白洋48箱，每箱400元）。
      当时党的文件的记载也说明1930年至1932年，每年都支援了不少经费。1930年：“我们此间可以提十万元金子给中央，请中央派交通来提取。”1931年：“中央要提款，已付了三百两金子，不过这里财政也非常困难，恐慌到了万分。”1932年：“兹交汪辰同志寄来纯金共十条，计净重一百两，和前交杨同志寄来二百五十两共三百五十两。”
      （三）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被誉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模范省”为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的开辟及其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1.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在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中的历史贡献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同开辟出来的。当时全国众多的大小的各次武装起义都发生在由大革命失败向土地革命战争转折的时期，都是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论起义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不论是否建立了根据地，是否坚持下来，都对开辟这个革命的新道路做出了贡献。弋横起义和弋横根据地的创建自然是成功之例，其历史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毛泽东是第一个成功的开路先锋的话，那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和其他革命根据的创建人也属“开路先锋”之内。“开路先锋”是一个群体不是指一个人；如果说井冈崇山峻岭革命根据地是第一块成功的铺路石的话，那么，其他根据地就是第二块、第三块、第四块……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就是由这些大小的、不完全相同的铺路石铺就成的。弋横起义和信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在开辟革命新道路中的具体贡献主要在于：创建了在没有正规武装作基础的条件下，依靠党的工作和深厚的群众通过农民起义也能建立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在根据地的发展方面，是从地方起义慢慢做起的，比较巩固，是用这样类型发展根据地的典型代表；在根据地的内部建设方面，无论是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建设、文教建设，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闽浙皖赣边界落后的农村，造成了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建成了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
      2.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成功的实践经验和方志敏等于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促进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
      1930年毛泽东撰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因为毛泽东进一步解决了这条道路的核心问题即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他之所以能解决这一核心问题，首先是因为1930年全国已有大小15块根据地和近10万的红军，革命实践已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越走越宽广，从而使他对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也正是通过说明农村根据地、红军的意义和战略作用来阐明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这一重要思想的。他不仅精辟地指出了“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而且还列举了四块根据地作为样板。指出：“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过地方红军的，政权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是无疑义地正确的。”由此可见，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直接促进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形成。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都是农民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有“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制定了正确的政策，而且在理论上也有所成绩。特别是方志敏善于进行理论思考，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工农武装割据”和革命道路的思想理论主张，比如关于“领导农民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关于加强根据地党的建设及其反错误倾向斗争的思想；关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思想；关于红军建设及战略战术的思想；关于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的思想，关于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加强白区工作的思想等。这些思想集中反映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建设我们铁的红军》《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关于白区乡村工作的几个问题》等著述中。这些思想不仅当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而且至今仍闪烁着理论的光辉，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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