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志全 陈学明

第一章  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一、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是指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及其后来发展成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它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声领导赣东北人民，经过艰难困苦、坎坷曲折的斗争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关于这块根据地的名称，在历史文件中先后称为“赣东北”、“闽浙赣”、“闽浙皖赣”。这三个名称都是正确的，反映了这块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不过，现在统一称之为“闽浙赣”更为恰当。因为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讲到当时全国十三块革命根据地时是称为“闽浙赣”的。至于“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提法，是毛泽东同志对这块根据地的评价。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先后由赣东北、闽北、化婺德、信抚、皖赣、皖南大小六块苏区组成。苏区和游击区先后包括赣、闽、浙、皖四省边界的五十多个县。苏区人口100余万，游击区人口约2000万。建立过58个中共县级组织和32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党的组织更遍布于4省边界的80多个县。工农武装极盛时，有正规红军两个军，一个独立师，共3万余人，地方武装6万余人。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最初发源于弋横根据地，它从小到大，经历了“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根据地斗争的十年历史过程中，历经了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丧失和三年游击战争三个阶段。了解这块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历程和斗争的历史，是我们研究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各方面问题的前提政基础。
      (一)弋横起义和信江根据地的建立(1927.8—1929.10)
      1.窖头会议和弋横起义
      弋阳、横峰、贵溪人民在大革命时期就在党组织和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的领导下进行过英勇的、卓有成效的斗争。他们不仅打土豪斗地主、抗租抗息、抗债抗捐，实现了“一切政权归农会”，而且开始了革命群众直接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1926年冬，弋阳第九区的农民在方志敏的指导下，在弋阳党支部的具体组织下，取得了“漆工暴动”的胜利，武装赶走了漆工镇派出所反动巡官，夺取了镇派出所的所有武器，即三枝步枪，其中一枝毛瑟枪还缺少机柄，这就是“方志敏丙条半枪闹革命”的由来。1927年初，横峰县农民又赶走了反动县长，由当时江西省政府特派员邵式平委任雷夏为漆工镇巡官，邹秀峰为横峰县县长，吴先民为县警察局局长，从而掌握了两地的政权和武装。这在当时的农运中是罕见的丰功伟绩，是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斗争的结果。同时，贵溪县农协，还在邵式平的直接组织领导下，进剿龙虎山，大闹上清宫，震支了闽赣两省。大革命失败后，吴先民率横峰县警察局八条枪的武装上了明山岗，方志纯和雷夏率漆工镇警察派出所两条半枪的武装进到了弋阳八区山地，与当地农民自卫军会合，坚持着分散的游击战争。弋横人民在大革命中的斗争以及保存下来的的这些武装，为弋横起义奠定了基础。
      弋横暴动是在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直接领导下，按照“八七会议”的精神自动干起来的。方志敏自1927年被朱培德“礼送”出境后，按省委指示在吉安一带领导农民的减租运动。随后就与省委失去了联系，连“八一”起义的消息都不知道。“八一”起义失败后，弋横地区在外工作的同志陆续转回家乡。八月中旬，吉安的党组织遭破坏，方志敏毅然回到了有革命基础的弋阳第九区湖塘村老家，与当地坚持斗争的同志会合，决定“重起炉灶，再来干吧!”在短短的七天之内就组成了二十几个党支部和群众团体。以后，方志敏又与归南昌的黄道、归自景德镇的邵式平等人会合，共同筹划，组织武装起义。
      9月，当方志敏去鄱阳接枪时，意外地在那里会到了省特派员刘士奇，听了他关于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经过”的报告。早就在准备起义的方志敏，得知“八七会议”的方针和号召以后，真是如虎添翼，好不满心欢喜，急速将搞到的十支枪运回准备秋收暴动。回到弋阳九区后，方志敏立即召集各村代表开会讨论秋收暴动问题。会刚开始就因当地大劣绅张念诚收买了一营白军前来进攻而受挫。“秋暴未成村先毁”，“计划的秋收暴动，算是受到打击没有实现了”。但当白军退走后，方志敏就立即组织了三百余人，连沿涂临时加入的共三千余人，一举攻下了张劣绅盘踞的老巢——烈桥。从此弋阳九区就赤化了。这次攻打烈桥是执行“八七会议”的首次革命行动，是弋横起义的前奏，而弋阳九区的赤化则为弋横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立足点。
      11月，方志敏在弋阳九区的窖头村，主持召开了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五县党员会议，即著名的“窖头会议”。“当时在我们的意思，认为暴动区域愈广则愈佳，于是有五县同志会议之举，到会者仅有三县，且上饶毫无根基。于是只决定在可能范围内定期暴动。”经过讨论，会议制定了宣传大纲，提出了武装起义的纲领——“劫杀豪绅地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劳农政府，平债均分田地；如果中途变心，刀斩弹穿不赦。”决定了武装的组织形式——“农民革命团”，建立了党的领导机构——五县党委会，由方志敏任书记。并决定在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前，党委会是五县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同时成立了起义指挥部，方志敏兼任总指挥。窖头会议正式打出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旗帜，为弋横起义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全面准备和布置，是赣东北地区的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由退却转入进攻的重要标志。
      窖头会议后，方志敏到横峰楼底蓝家一带，黄道到弋阳九区漆工镇一带，邵式平在弋阳七区一带，吴先民到横峰青板桥一带，分头组织农民革命团，准备起义。由于窖头会议决策正确，特别是“建立劳农政府，平债均分田地”的纲领最受群众欢迎，农民革命团的发展异常迅速，仅一个多月，弋阳北乡地区和横峰的大部分地区，除少数较大的自然村外，都建立了农民革命团。其中，又以方志敏直接领导的横峰楼底蓝家村的形势最好。1927年12月10日，楼底蓝家村为抗煤捐而爆发的起义拉开了弋横起义的序幕。当晚，方志敏因势利导，发出了各地同时暴动的通知，轰轰烈烈的弋横起义爆发了。
      为了扩大起义范围，起义指挥部决定各地起义队伍兵分五路向外围猛烈发展。不到一个月，弋横地区，纵横百余里，夜以继日，炮火连天，声势浩大，捷报频传，形成了弋横起义的高潮。“五县党委会”随之改为弋、横、德中心县委。
      2.向磨盘山转移和弋横县苏的建立
      弋横起义震动了南昌的朱培德。进驻赣东北河口镇的白军由一个连增至一个团，并迅速分兵进驻弋阳、横峰，联合广信七县的反动地方武装，向革命区域大举进攻；同时采取了“利用农民制农民的策略”、白军伪装起义军等反革命策略。在强敌进攻下，起义指挥部所在地葛源失陷了。为了夺回葛源。在强敌进攻下，起义指挥部组织了五路农军会攻葛源的战役，但因中敌埋伏，万余农军的队伍被打散，坚持了两个月的弋横起义遭到严重挫折。在此关键时刻，中心县委和方志敏等同志冷静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总结了葛源战役失败的经验教训，果断地做出了停止进攻，转移到磨盘山一带进行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并相应地作了如下布置：“一、军事上，挑选起义中积极分子，集中二十余人，脱离生产，成立土地革命军……进行游击战争。二、组织群众武装斗争，规定眺高、守夜、打吃铳的制度，实行联防，打击敌人。三、解散农民革命团，自下而上地建立了乡村苏维埃政权，组织贫农团和全民武装的赤少队。四、加强党的支部工作，教育党员使其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五、在敌人驻扎地，教育群众实行‘白皮红心’政策，配合土地革命军打击敌人。”这样，弋横起义就于1928年3月有组织地转入了游击战争。这表明：赣东北的党组织和方志敏等领导同志不仅善于组织革命的进攻，也善于组织革命的退却，并把进攻与退却很好的结合起来。结果，保存了“二十余枝快枪”和“纵横四十里的革命区域”，这是十分不容易的。从当时全国的情况来看，“湖北黄麻、江西、湘鄂西以及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暴动，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多数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开打着红旗坚持下来没打夸的，主要的是毛主席领导的这一部分和方志敏在赣东北领导的一小部分武装力量。”
      此时，与省委的联系开始恢复，省委派了两个同志前来巡视工作。“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弋阳召开第一次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弋阳县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这为信江方面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开始，当时号称全县工农兵代表会，其实只是九区全区及八区的一小部分……在弋阳第一次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后一二星期，横峰也开第一次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了横峰县苏维埃政府，这时横峰区域也很狭小。”虽然当时的弋横根据地“只有弋阳九区四十余村，与横峰十余村，纵横不过六七十里。”但对全国来说也是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动力之一，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萌芽。
      3.方胜峰会议和信江苏维埃的建立
      弋横苏维埃的建立，使敌人极度恐慌，在苏维埃政府建立还到一星期的时间，反动军队就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敌人不仅有1200余枝枪的正规军，还强迫了苏区周围不下六七千人的反水农民分成四路进攻。6月，形势一天天严重，仅有46支枪的游击队在十倍于我的敌人包围下，退到了方圆不到50里的游击中心磨盘山上。此时“危机四伏，大有塌台现象……谣言非常厉害，同时、群众都非常动摇。”新生的红色政权，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著名的“方胜峰会议”即弋横两县常委联席会议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6月25日在磨盘山上的方胜峰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方志敏、邵式平、黄道、方志纯、吴先民、邹秀峰、庞先飞等20余人。会上方志敏等同志首先坚决反对了庞先飞提出的埋枪放弃阵地、领导人分散白区隐蔽的逃跑主义主张；接着又否定了部分外来干部提出的，将队伍拖到根据地外流动游击的意见，最后决定了“坚持在根据地打游击，与群众共存亡”的方针。并相应地规定了几条具体办法：①军队交给邵式平同志指挥，坚决击破敌人最弱一路；②群众某些动摇，由方志敏同志负责解决，并给反动首要分子以必要打击；③积极准备新的根据地，派黄道同志开展贵溪秘密工作。这一方针和办法，表明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在依靠群众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问题是很坚定的。即使万不得已要放弃原有的根据地，也事先作了开辟新根据地的准备。
      “方胜峰会议是闽浙皖赣党由游迥战争转变到创造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的关键”。在会议制定的方针、办法的指引下，会议的第二天就取得了金鸡山大捷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攻”，同时方志敏已把动摇的群众争取起来，弋横根据地得到初步巩固，土地革命发展为正式红军，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师第十四团”，重新打开了局面。
      从弋横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赣东北的党级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下的弋横人民，在开辟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他们能在与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按照“八七会议”精神，自动组织弋横暴动，积极探索革命的新道路，而且在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没有联系，没有榜样的情况下，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因此，他们不仅是革命新道路的勇敢的探索者，还是成功的开辟者。
      1928年是赣东北人民，特别是弋横根据地人民极端艰苦斗争之年，自6月底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围攻”后，8月、12月及1929年4月敌人又发动了三次“围攻”。我红军开初只有两连兵力，是靠“声东击西”对零星小股敌人“打蛇头”、“剪尾子”等游击战术、深入而巧妙的兵运工作和群众的艰苦奋斗，才粉碎了敌人四次“围攻”，使弋横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弋横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给赣东北人民莫大的鼓舞。给他们的解放斗争树立了辉煌的榜样。就在弋横人民粉碎敌人四次围攻的同时，贵溪、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地人民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进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全县的或基层的苏维埃政权。
      方胜峰会议后，黄道按会议决定的“开辟第二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到贵溪开展秘密工作。1929年1月，爆发了以贵溪周坊为中心的贵、余、万起义，起义持续了半年后获得成功。7月建立了贵溪县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上饶的茗洋关、石城、高山、德兴的大田、苏家、铅山的东坑、石垅等地先后爆发了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其中德兴县还在1928年底建立的第一区苏维埃的基础上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铅山的起义区域与闽北崇安起义区域联成了一片。红军由三连发展到六连，党的组织也扩大到信江流域。1928年12月，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决定建立信江特委，1928年2月底，第一次中共信江代表大会在弋阳九区召开，正式成立了信江特委，方志敏任代理书记，同年4月江西省委派唐在刚任书记，归江西省委直接领导。
      “因为红军的胜利和苏区的扩大，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环境，是大大的转好过来。在西线，扩大了弋、贵、余、万四县苏区；在东南线，横峰苏区扩大了几倍，差不多全县都收入了苏维埃版图；上饶也举行了年关暴动，成立了上饶苏区；在北线，德兴苏区也有新的发展。白军小的部队，是不敢随便进入苏区。因此，我们脱离了天天爬山爬岭，躲山躲坞的生活，比较安稳的建立起机关来做工作了。”“县苏维埃政府现建立了四县，要有统一的指挥才有更大作用，故于一九二九年九月召集四县苏维埃政府代表联席会，成立信江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于十月一日召集第一次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一百六十余人，参加的一二千人，成立了信江苏维埃政府，选举方志敏为主席，邵式平、黄道等72人为执行委员，颁布了“施政纲领”、“土地法”、“惩治反革命暂行条例”等文件。同时，还组织了信江特区苏维埃军事委员会，邵式平为军委主席，信江苏维埃政府是四县联合的更高一级苏维埃政府，信江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使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粗具规模。1930年3月20日召开第二次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又通过了信江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工会临时组织条例、土地临时使用条例，并在省苏执委会下选举产生了内务、财政、军事、惩治反革命、人民经济、土地、教育、红色救济8个委员会，使政权机构进一步完善。到1930年6月之前，信江苏维埃政府已下辖弋阳、横峰、德兴、贵溪、上饶、万年、余江、乐平8个县级政权。
      （二）信江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闽浙赣革命根据的形成
      1.信江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赣东北革命根据的地的形成
      信江根据地是在军阀混战造成的有利时机中，在执行并抵制立三路线的过程中巩固发展的。1930年初，蒋、阎、冯军阀混战正在酝酿之中，敌暂时无力向我作全面“围攻”。赣东北红军独立第一团便在军委主席方志敏领导下，乘机在芳家墩整训，战斗力较前大为增强。5月，蒋、阎、冯军阀混战爆发，更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因此，自5月5日乐平身坂之战胜利后，兵力所指，无不奏捷，先后攻克了上饶、河口、弋阳、余江、乐平、德兴等城镇，其中袭击景德镇成绩最大，缴枪四百多枝，筹款100多万元，此时红军独立第一团已扩充到4000多人，步枪800多枝，使赣东北敌军大为震动。在此基础上，中央军委决定于1930年7月22日正式成立了红十军，军委书记胡庭铨，军长周建屏，下辖三个团。同月，遵照中央指示，赣东北特委和信江特委合并，成立新的赣东北特委，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同月，中央又将闽北革命根据地划归赣东北特委领导。闽北革命根据地是在福建省委和徐履峻、陈耿、徐褐无等同志的领导下，在弋横起义的影响下，通过1928年10月的崇安暴动建立起来的。到1930年5月根据地人口已达20万，闽北红军独立团已拥有2000多人，500多支枪。两块根据地的正式合并，进一步增强了红军和苏维埃的力量。
      正当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稳步向前发展的时候，却受到了立三路线的干扰，他们要求赣东北红军远离苏区攻打九江，以配合朱毛红军攻取南昌，配合全国攻取武汉。为此，将党、团、工会一律合并为行动委员会，取消地方武装。8月1日又取消了信江苏维埃政府，由新成立的赣东北特区革命委员会代替。9月上旬，又令红十军在乐平众埠街将原来的三个团扩大为一、四、七三个旅后，再次出击九江。这样，不仅失去了巩固和发展信江革命根据地的大好时机，还使中心根据地受到了损失，主要表现在红十军第二次出击九江时，敌集中横峰、铅山、上饶、玉山、广丰五县靖卫团，向我后方根据地进攻，使闽北、铅山、上饶、横峰苏区受到摧残。但是，由于立三路线的贯彻一开始就“受到了以方志敏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的严重抵抗；没有钦差大臣直接监督；同时闽浙皖赣党有相当长期的斗争历史和经验，在实际行动中能机动应变、掌握方向。”因此在实际执行中修改了许多。主要表现在：苏维埃政策、土地政策、政府工作未改变；在军事行动上打到了鄱阳湖边，还未冒险越湖，攻击九江，也不坚决裁断长江，而是以游击战争的办法，攻下了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都昌、湖口、波阳、彭泽及安徽的东流、秋浦等城镇，扩大了苏区和游击区。红军也扩大了几倍，缴获了大量物资，解决了反第一、第二次“围剿”中的财政供给。所以，1930年，仍然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大胜利之年”。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确定为全国六大根据地之一。同月，蒋、阎、冯军阀混战结束，蒋介石已派军队向我红十军包围过来，我军立即连夜回师苏区，此时涂振农代表中央来赣东北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执行立三路线就此结束。
      1930年11月，蒋介石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围剿”，其中用3万多兵力分四路向赣东北进攻，由于红十军回师苏区后在上饶、河口打了两次胜仗，使敌军凶焰受挫。12月初涂振农又在弋阳召开的干部会上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纠正立三路线错误，完成粉碎敌“围剿”的中心任务，采取了如下措施：在军事上，为便于机动作战将红十军缩编为四千余人的三个主力团；并把成立一新的独立营派到万年、余江游击，各县组织独立连，各区组织游击队，把补充旅新兵解散回农村作为分赤卫队基干，以配合红十军打击敌人；将原调来攻打九江的闽北独立团整顿充实后派回闽北坚持当地斗争。在党的组织上，取消了行动委员会，恢复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在政府工作上，取消赣东北特区革命委员会，按中央苏准会通知组织赣东北特区苏准会，筹备和改选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全特区苏维埃政府，同时特委和方志敏还发起了一场改造苏维埃的运动。这些措施的执行恢复了战斗秩序，加强了战略力量，使红十军获得主动权，最后将敌诱入弋阳七星尖给以毁灭性打击，粉碎了敌第一次“围剿”。
      1931年2月，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二次全国性的“围剿”。敌对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余江、贵溪一线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而在德兴、上饶一线则采用跃进式的大举进攻，寻找我主力决战。当时被中央指定担任红十军政委的涂振农动摇恐慌，想把红十军拉到中央苏区去一逃了事，特委电报请示中央，将涂撤职，由方志敏暂代政委。3月，红十军在方志敏领导下，首先消灭了孤军深入贵溪的敌十八师一个团，随后又消灭了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三日三仗，三仗皆捷，将贵余苏区巩固下来。此时闽北告急，红十军一部由军委主席邵式平率领先攻占浙西的华埠，以掩护主力第一次进军闽北，红十军入闽后，先后攻克了长涧源，、崇安赤石街，连打十一仗，仗仗皆胜，奠定了闽北苏区和红军向前胜利发展的基础。同时，闽北党组织派邹琦、黄立贵将广丰地主阶级组织的大刀会击溃，开辟了广丰新苏区。恢复和巩固了闽北苏区后，方志敏立即率红十军回师赣东北，奔袭余江，在葛源大量歼敌，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红十军发展至5000余人。
      1931年3月6日，赣东北特区苏代会开幕，通过了暂行土地法、婚姻法、惩反条例、组织法及施政大纲等文件，选举了方志敏为特区苏维埃主席并文委会主席，黄道为常委并肃反委会主席，邵式平为常委并军委会主席。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特别是连续取得了第一、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不仅使原有的信江苏区和闽北苏区得到巩固，而且还使赣北、皖南、浙西一带的革命斗争有所发展，从而推动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而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就是其主要标志。
      2.赣东北根据地与中央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闽浙赣省的建立
      1931年4月，中央派万水诚、倪宝树来赣东北召开特委扩大会，传达贯彻六届四中全会路线。他们下车伊始，认为赣东北党组织还有立三路线，必须彻底转变，又批评赣东北党组织是“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主义”、“富农路线”、“调和主义”。当时在会上就有争论。“方志敏同志认为这些批评是没有根据 ，闽浙皖赣党在广大农民斗争基础上创造了工农红军，苏维埃根据地，如果是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等，路线都错了，则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会后特委部分改组，由中央指挥万永诚为书记，倪宝树为红十军政委，黄道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方志敏仍为苏维埃主席，邵式平仍为军委主席。由于拥护以方志敏为首的正确路线的同志在特委和红军中仍占多数，在实际工作中，还影响不大。从同年5月特委扩大会所作的各种决议来看，也还保存了不少正确路线的内容。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的中央，对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执行四中全会路线不力很不满，又派出曾洪易等于同年7月到达赣东北。曾到后，首先从组织上入手，进一步改组了特委，由新来的聂洪钧任组织部长，关英任团的书记。在红军中，也由新来的杜石公任参谋长，吕振球任政治部主任，曾洪易则以中央代表资格凌驾在特委之上，并说红军是中央的，应直属中央代表指挥。其次是检查文件，断章取义，从土地革命、党的组织、红军的游击战术等各方面否定赣东北的成绩，提出要实行执行国际路线的彻底转变。并在同年8月给中央作了歪曲事实的汇报，把一些工作的成绩归结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初步胜利”。这样，曾洪易就为王明路线在赣东北的全面推行作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1931年9月1日，赣东北第一次党代会在横峰葛源召开。会议中心是所谓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实现党、苏维埃和军队工作的彻底转变。会议制定的各项决策不仅全盘否定过去的成绩，还指责赣东北党组织“不但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而且是立三路线的发挥者”、“赣东北的雇农工会不是雇农工会而是富农工会”等等。大会选举时，又将吴先民、邹秀峰、洪坤元等从省委中排挤出去，使省委与红十军在组织上都在曾的控制之下。对这次大会，方志敏认为：“最大缺点是：（一）没有抓紧最中心的红军问题。如扩大红军、改善红军中的政治工作、领导红军争取胜利等问题都没有特别有力的决议；（二）对于已表现出来的右倾保守主义，没有尽情的揭发，给以打击；（三）对于赣东北过去的工作优点，如团结群众的工作，艰苦奋斗的精神，从前好几次反不良倾向的斗争等，都没有特地提出来，以作今后工作的教训，这未免有一概抹煞之处。”
      1931年11月7日，又召开了赣东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目的仍然是为了贯彻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为他们认为“今年三月间开的代表大会，因为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没有很好的完成它的任务，所以特决定在11月7号再举行一次全赣东北苏维埃代表大会，重新改造，并决定一切政策与法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赣东北的进一步贯彻，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恶果：
      第一，在军事上。
      由于坚持“持久围困堡垒”的错误的战略方针，使赣东北红军在粉碎蒋介石第三次“围剿”的斗争中失利。1930年7月，正当曾洪易来赣东北进一步贯彻王明路线的时候，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其中以1.8万多兵力进攻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并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推进政策，从南北两面向根据地进行包围。当时敌人在根据地周围筑造了30多个坚固的堡垒，为了防止赣东北从西南方向与中央苏区打通联系，敌在金溪、贵溪、余江、万年四县筑的炮台最早、最多，但皖浙方面敌人力量较弱，多是反动地方武力，亦无堡垒。根据这种情况应怎样粉碎敌人“围剿”呢？党内在军事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万永诚等在打通中央苏区的口号下，提出向西南（贵溪、余江、信江以南）发展并采取“持久围困堡垒”的战略方针，认为中央苏区在西南就必须向西南发展，只有粉碎敌人的堡垒政策才能消灭敌人。而方志敏、邵式平则认为“持久围困堡垒”是被动的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向皖浙边方向发展，那里不仅敌人薄弱而且山多有回旋余地，主张少打堡垒，多占地方，以游击战术主动打击敌人，主张用巩固扩大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办法从闽北方面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即首先赤化皖浙赣边区再经仙霞岭打通闽北苏区，进而打通中央苏区。毫先疑义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可万永诚等却诬篾方志敏、邵式平的主张是“反对打通中央苏区，在敌堡垒政策面前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将邵式平撤职，以唐在刚接任，并以聂洪钧为红十军政委。结果，敌人堡垒筑到哪里，就令红十军打到哪里，处处被动，损失严重。仅贵溪夏家岭的一个炮台，用了10个月时间，也屡攻不下，还牺牲了红十团团长龙志光和贵溪县委书记花春山。因此，敌第三次“围剿”在赣江北是未被粉碎的，只因中央红军和其他根据地红军的胜利，才使进攻赣东北的敌人被迫撤出。
      第二，政治上大搞所谓肃清“富农路线”、“明确阶级路线”。
      所谓“富农路线”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对方、邵等坚持的革命路线的诬篾。曾洪易提出的所谓“明确阶级路线”清查阶段，完全是“左”倾盲动主义的“唯成分论”。他们无条件地收回了地主分得的土地，富农分得的好地，驱逐地主家属，实现肉体上消灭地主，还美其名为“减轻苏维埃负担，加重国民党负担”。同时，还在党和苏维埃内大举清查阶级，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不顾党员、干部的斗争历史、工作表现，凡是地、富出身的或其子弟，大都无条件地开除党籍，撤消其工作。对非党的干部与群众，只要是地、富成分，也无条件撤消其工作，开除其参加群众组织，甚至男女婚姻，因成分不好，也要退其婚约。结果严重地削弱了党的战斗力，破坏甚至取消了党在农村的统一路线，使富农不满，中农动摇，雇贫农陷于孤立。
      第三，进行了惨痛的肃反。
      1932年3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肃反文件传到了赣东北。曾洪易以鄂豫皖肃反后打过胜仗，提出了“以肃反胜利争取红军胜利”的口号；“同时中央亦有指示，批责赣东北肃反工作未展开。”于是，3月27日即颁布了《肃反宣言》，5月11日赣东北团省委又发出了“关于肃反运动周工作”的紧急通知，惨痛的闽浙皖赣的肃反开始了。同年9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的中央给赣东北发来了“九月指示信”，声称：“零星的破获，固然需要，然而我们必须从这种零星的破获中一直追踪到总的领导机关。”从此，肃反的规模越来越大。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肃反运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表现在：1.由于乱捕乱杀，大伤了党的元气，造成干部动摇逃跑，人人自危。……2.许多军事的骨干被杀，影响了红军的作战情绪，减弱了战斗力，使军事遭受不断失利；3.形成农村恐慌，群众对党怀疑，隔离了苏维埃与人民、党与群众的联系；4.造成赤白对立，失去了苏区周围群众工作的桥梁，影响党的白区工作，在社会上种下了极坏的影响；5.……破坏了党对投降兵、俘虏兵的政策。”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扩大化的肃反，一开始就受到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的抵制，他们还为此受到了“左”倾机会主义者曾洪易的无情打击。正如方志敏后来回忆的：“党的主要负责同志，个人独裁欲和领袖欲太重，不容易接受同志们的意见，若说肃反要慎重，就说你对肃反不坚决。我与式平同志为吴先民问题，同时也就是为肃反需要慎重，不应刑讯问题说话，就受到党的处分。”同时，方志敏同志还无情地揭露、分析和批判了肃反中的严重错误，明确指出：“这些严重明显的表现在：（一）肃反中心论的错误，就是认为一切工作的毛病，都是反革命在其中捣鬼，肃清了反革命，一切工作自然就会好了……当时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就是肃反中心论者，他在保卫局帮助审问案情，差不多特了两个多月，其他工作，无形的放松下来。……（二）肃工作的扩大化，就是认为反革命在苏区已经有了庞大的组织、雄厚的力量。……我们固然要反对缺乏无产阶级的张皇失措，疑忌过多，这不但不能团结干部，而且会引起人人自危的恐慌。（三）肃反工作的简单化，就是不注意侦察技术、搜集确证，而只凭口供捉人，这往往会乱控乱捉，牵连无辜！”“我们丝毫不能放松肃工作……但是，肃反工作，不是一切问题的中心，革命战争才是目前中心的中心，肃反工作只是帮助达到战争胜利的一种重要工作。绝不能使肃反工作扩大化、简单化、错办革命群众和同志。”这些无情的揭露，深刻的分析、批判和精辟的论述，为我们总结苏区肃反斗争的经验教训，正确开展对敌斗争、党内斗争指明了方向，很有价值。
      虽然王明“左”倾纲会主义对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干扰和破坏是严重的。但由于以方志敏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根据地军民中扎下了根，由于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的抵制和斗争，特别是由于曾洪易那套“左”倾盲动主义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军事上不断碰壁，革命的正确路线仍在不时起着指导作用。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的扩大以及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
      1932年6月，蒋介石又集中90个师的兵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其中用八个师36个团的兵力进攻赣东北，由于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失利，党组织决定重新采取方志敏、邵式平、周建屏等一贯坚持的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来粉碎敌人的“围剿”。
      这次反“围剿”斗争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当将介石对中央苏区包括赣东北苏区还暂时采取守势的时候，就出敌不意地乘机打垮了敌第五、六、七十九师敌人。9月，为扩大根据地，打通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与闽北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并使进攻赣东北的敌人扑空，以便最后粉碎敌人“围剿”，党决定委派方志敏率红十军第二次进军闽北。方志敏在铅山紫溪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第一步攻占赤石、星村，使崇安县一片红；第二步攻打浦城，一面开辟浦城方面的根据地，同时解决一批给养；第三步，红十军自浦城返回赣东北、途经铅山时完成打通赣东北与闽北苏区联系的任务。（当时两个苏区相隔只有30余里）战斗结果，第一、二步顺利完成，只是完成第三步时，在铅山遭敌阻击，激战两个小时后，主动撤出，改道返回了赣东北。这次进军闽北，在政治上扩大了崇安、浦城的红色区域；在经济上，筹款50余万元，黄金千余两，采取了大批紧缺物资；在军事上歼敌近六个团，缴获在批枪枝和两部无线电台，从而扫除了第三次反“围剿”失利以来的郁闷。
      第二阶段，红十军奉命渡信江到中央苏区协同作战，给中央红军以坚强有力的支援。当赣东北红军取得“二进闽北”胜利的时候，蒋介石正集中主力进攻中央红军。此时中央红军已在闽北方面有很大的发展。为集中主力与敌进行大规模的作战，中央决定将红十军调往中央根据地。1933年1月，红十军到达中央根据地后，改为红十一军。虽然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的中央，以交换经验名义，撤换了红十军营以上的干部，但久经考验的红十军，仍然保持着英勇顽强的光荣斗争传统，首先攻克了金溪、光泽，消灭了周志群部一团，又“与中央红军集中行动，牵制了敌之三个师，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取得宜黄的绝大胜利，将敌四次‘围剿’，最后的予以粉碎。”以后，红十军扩大为红七军团，被留在中央苏区。
      红十军主力离开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后，敌人围攻更加猖狂，蒋介石另调第四师、第二十一师围攻赣东北。方志敏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原赤色警卫师的基础上重建了新红十军。下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个师，后又增加了第三十师，开始由匡龙海代理军长，聂洪钧任政委。不久，由中央派来王如疾任军长兼政委，刘畴西为军区司令员，曾洪易兼军区政委。新十军成立后，在弋阳、贵溪打了几仗，就主动跳到浙西，第二次攻克浙江开化，并大刀阔斧地开展群众工作，巩固扩大了开化、婺源、德兴苏区，化、婺、德县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德兴、玉山边界建立了杨塘特区；在婺源坑头一带建立了婺源中心特区；在德兴、玉山、开化三县交界的龙头山建立了化玉特区。这些特区的建立对于牵制敌人和保卫中心根据地起了很大使用。不久，新红十军挥弋西进，突然返回周坊，会同贵溪县独立营，消灭了敌第四师、第二十一师各一部。同时又与中央红军相呼应攻克浦城、江山等地击溃敌军三个团，配合各根据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通过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1932年底，由于红十军创造了化、婺、德和余干苏区，尤其是红十一军创造了信抚苏区，邵开、光泽等苏区，打通了闽北与中央苏区的联系，进而使赣东北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此时，浙江也有一部分区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为此，党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于1932年12月11日在广州暴动纪念日，改赣东北省为闽浙赣省，同时成立闽浙赣军区总指挥部，曾洪易被中央指定为军区政委，唐在刚为军区总指挥，邵式平为军区政治部主任，赣东北省委也随之改为闽浙赣省委。闽浙赣省的建立标志着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随着第四次反“围剿”取得巨大胜利，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步入了鼎盛时期。首先辖区空前广阔。除赣东北中心区域外，还包括了南面的闽北分区，西南面的信抚分区，在北面还开辟了化婺德苏区，皖南党组织划归闽浙赣省委领导，扩大了游击区。同时闽浙赣主力红军由一个军壮大到两个军，即红十一军和新十军。地方红军有闽北红军独立师和赤色警卫团，信抚红军独立团，根据地各县还普遍建立了红军独立营。
      1933年3月18日至23日，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葛源隆重召开，到会代表一百零七人，他们分别来自弋阳、横峰、贵溪、上饶、德兴、万年、乐平、余干、化婺德、信抚分区、闽北分区、葛源直属区等地，还包括了红十一军代表。另外，参观团二百多来，来宾一百多人，真是盛况空前，集中反映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兴旺发达景象。大会热烈讨论了方志敏代表省苏执委所作的一年来的工作报告，通过了听了《省苏执委工作报告决议》《军事工作决议》《执行劳动法令决议》《土地问题决议》《财政工作决议》《文化工作决议》和《大会宣言》〈告全省工农劳动群众书》、《告白区工农群众书》等重要文件，并选出了由51名执委、5名候补执委组成的第二届省苏执委会，执委会推选了主席团，以方志敏为主席团主席，汪金祥、余金德为副主席。
      在大会的闭幕典礼上，由刘畴西宣读了中央政府授给方志敏同志勋章的来信：“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授你勋章一枚。并授红十军全体战士奖旗一面，以嘉奖为苏维埃政权而艰苦奋斗的英雄战士……”方志敏在大会上的答词演说中，把成绩归功于党的领导和工农兵群众的努力，并表示：“我接受勋章以后，更加坚决的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与一切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在目前我更要尽我个人所有的力量，努力工作……并号召广大工农群众一致武装起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为建立苏维埃的新中国而斗争到底。”
      这次会议虽然受到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但总的说来，是对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总检阅，反映了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苏维埃建设等方面的成绩，鼓舞了根据地人民勇敢战斗的信心。
      1933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决定，将闽北和信抚两块苏区从闽浙赣省划出，并和中央根据地的建（宁）黎（川）泰（宁）三县合并，成立直属中央根据地的闽赣省。红十一军和闽北独立团也一并划归闽赣省，这样闽浙赣省建立红十军队的计划未能实现，闽浙赣根据地的范围也有所缩小。
      （三）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三年游击战争
      1.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和闽浙赣苏区的失陷
      1933年9月，蒋介石纠集了一百万军队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闽浙赣省于同年11月20日在葛源召开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12月中央电调曾洪易出席六届五中全会，由方志敏代理省委书记。此期间，根据地的工作有某些转变。“表现在：①把新成立的红十军开向皖南行动，获得某些胜利，建立了化、婺、德苏区；②停止查田查阶段，认为过去进行过左，肃反也缓和了些；③调数十名干部开办白区工作训练班，分配皖南及景德镇一带，重新开展白区工作。”还计划在四个月内建立一百五十个区的秘密工作。1934年1月曾经划归闽赣省领导的闽北苏区和闽北独立师，因被敌隔断，又重新划归闽浙赣省领导。在方志敏、黄道等领导下闽北工作也有某些转变。
      1933年春，六届五中全会决议传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使刚刚有点起色的好形势又被否定了，而且在军事上更加强调以红色堡垒反对白色堡垒。“红军本长于运动战，很少打过堡垒的”。此时也不得不同敌人进行堡垒战、阵地战。尽管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付出重大牺牲，不少红军和赤卫队员与地地同殉，也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正当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处在非常艰难的时刻，肩负着北上抗日选遣队重任的红七军团从中央苏区来到了赣东北，于1934年8月1日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在江西德兴的重溪会合。11月7日，按中央军委关于成立红十军队的批示电，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红十军团整编之时，敌军已加剧了对赣东北苏区的重点进攻，斗争处在最危急的关心。方志敏等于11月17日向中央发出电报，要求同意在必要时，将省委移至闽北，把赣东北变为游击分区，十军亦拟挺进闽浙赣边域内创造新的游击区。次日中央回电不仅不同意，还错误地命令红十军迅速出动“坚决的争取运动中消灭敌人，以创建皖浙边苏区”。电令中还决定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任主席。
      11月24日，方志敏等率红十军团部和二十师撤离苏区首府葛源。月底从重溪出发，踏上了开赴皖南的征程。红十军团出击时，仅留下900人的红三十师和省军区独立团留守苏区，11月28日葛源沦陷。
      红十军团的成立及其入皖南的革命活动，使蒋介石更加恐慌，立即派五个师、两个旅、四个保安团的兵力包围过来，在谭家桥与敌激战一日，结果战斗失利，掩护退却。自此战后，总是小战获胜，大队掩护退却，一路避战。“中央因我军在皖南行动的困难，来电要我们改向浙西南行动，我们就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离开了皖南。”
      由于敌人重兵堵截，十军团入皖南没得到一天很好的休息，加上给养困难，为保存力量，军政委会决定回师赣东北休整后再北上。但赣东北苏区，自红十军离开后已被敌人造了纵横的好几条封锁线（这种情形事先未得电报，不知道），已不能再为主力红军休养整顿之地，“这种决定正等于老鼠钻牛角，为这次失败的主因。”1月12日，方志敏、粟裕率先头部队到达化、婺、德苏区，而刘畴西率领的大部队却因顾虑部队疲劳、行动迟缓未能如期会合，我军被分割包围。1月6日方志敏令粟裕、刘英等带先头部队连夜进入闽浙赣中心区，而他自己留下等大部队。从1月17日起，先遣部队主力受到七倍于我之敌的重重包围，时值风雪交加，弹尽粮绝人疲惫，无力再突围，1月27日方志敏在怀玉山陇首村不幸被俘，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
      2.三年游击战斗的开展
      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与方志敏同志蒙难后，敌人对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更加疯狂的“清剿”。但苏区的红军和人民是不屈的。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分散而艰苦的游击战争，建立了赣东北、皖南、闽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在赣东北和皖南方面：闽浙赣省委在葛源失陷后，将地方党组织和群众革命团体转为分散的秘密活动。省委机关干部在关英、余金德领导下以德兴为中心，独立团在唐在刚、邹琦等领导下以磨盘山为中心，进行游击战争。为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省委由关英主持，于1935年在德兴召开区以上干部会议，成立了信河、乐河西特委。
      北上抗日先遣队到皖南后，就指示皖南地方党组织尽快转入游击战争，并成立了刘毓标为政委、熊刚为团长的皖南独立团，开始了以柯村为中心的游击战争。同时，在皖南坚持游击战争的还有李步新、江天辉、匡龙海、王丰庆等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皖南特委书记王弼叛变，党组织遭破坏后，皖南独立团主力按闽浙赣省委的指示转移到婺源、浮梁、祁门、休宁四县交界的赣公山、苔君山等地，建立了鄣公山游击根据地。
      1935年7月，闽浙赣省委的关英带部分同志转移到皖南鄣公山与皖南独立团会合。不久，各地游击队也相继转到了赣公山。为统一领导，结束分散局面，1936年4月，在鄣公山成立了皖浙赣省委，关英任书记，下设赣东北、皖赣、上浙皖、下浙皖、开营。到1936年冬，根据地已发展到黄山、鄣公山、磨盘山、怀玉山为中心的皖浙赣边界三十多个县的广大地区，武装力量除独立团外，每个特委有独立营，每个中心县委有游击大队，每个县委也有游击队或短枪队。
      在闽北方面：1934年10月，当敌人集中十万兵力向闽北苏区大举进攻后，闽北特委和黄道等同志就于1935年1月主动撤出红色首府大安街，开始了艰苦的游击战争，2月建立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政委芦文卿。年底，黄立贵、曾镜冰等率独立师第一团挺进闽东。吴先喜率第三团挺进金溪、资溪、贵溪，开辟了新的游击根据地。1936年4月，闽北、闽东两独立师会合，黄道与闽东独立团政委叶飞在洞宫山举行会议，决定成立闽赣省委，黄道任书记，下辖闽北和闽东两个特委。8月，省委又决定下设闽北、闽中、抚东、闽东四个分区委。到1936年冬，闽北、闽东游击根据地已扩大到东到大海，西到金（溪）、资（溪）、贵（溪），北到信江，南到闽江口的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武装力量达3000多人。
      在浙西南方面：自1935年1月，刘英、粟裕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先头部队800百余人突围回到赣东北苏区后。2月，中央即责成闽浙赣省委将突破围部队组成挺进师，以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黄富武为政治部主任，转到浙西南长期行动，挺进师进军浙西南后，党的领导机关改组成以刘英为书记的政治委员会。在政委会领导下逐步实现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迅速打开了新局面，创建了包括江山、开化、庆元、龙泉等十多个县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1935年10月，浙西南与闽东两地的党组织举行联席会议，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下辖浙东、浙南、浙东南、浙西南4个特委，但临时省委成立后，没能正常开展工作。
      “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烽火洗礼的闽浙皖赣的3000余名英勇的红军战士，分别在瑶里、石塘、平阳、福安等地改编成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
      二、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特点
      毛泽东同志1930年1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说过：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是的正确的。这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几种形式，指出了它们的共性在于，都有革命根据地，都有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路线。从而用事实批判了流寇主义的思想，说明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至于这几种形式各自有什么特点，文中中并没有论及。那么什么是“方志敏式”呢?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与其他几种方式相比，有哪些共性，又有什么特点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总结闽浙赣革命根据的地历史经验，了解以方志敏、邵式平、黄道为主要代表的闽浙赣党组织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所做的贡献，评价闽浙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苏维埃运动史上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红色政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都有重大的意义。下面， 谈谈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一些粗浅认识。
      (一)赣东北的党组织和方志敏、邵式平、黄等领导赣东北人民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比较自觉的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各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在认识这一规律的过程中，有先后之分和认识程度的差别，因而有的是比较自觉的，有的是经过几次失败才认识到的。而以方志敏为代表的赣东北革命根据的地领导人则是比较自觉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弋横暴动是在与中共江西省委失去联系，与中央的联系极不密切的情况下，根据“八七会议”精神自动干起来的。
      这一点，从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一些历史文件和方志敏、邵式平等撰写的有关著作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30年7月1日，信江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信江群众斗争的经过与苏维埃的历史》中就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八一以后，邓与上级关系断绝，故八七以后的政策不大清楚，上级的指示，自然更是没有，以致斗争策略和各种工作，完全是靠几个负责同志计划出来，一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间才与省委发生关系。”1935年，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的狱中遗著中也写到“一九二七年以后，我们与中央的联系极不密切，中央的许多重要文件和书报，我们都很少接到”。1945年由邵式平、汪金祥等闽浙皖赣老同志的延安集体回忆整理的《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大革命失败后……弋横同志虽然与上级党失去联系，仍在山上坚持斗争。”“南昌起义后，闽浙皖赣的同志与上级失去联系，以方志敏同志为首，毅然决定进行土地革命，深入农村，武装起义，事实证明这一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弋横暴动的历史过程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八一起义失败后，弋横地区在外地工作的同志，陆续回到家乡。方志敏由吉安回到弋阳湖塘老家后，与当地坚持斗争的同志相结合，决心“重起炉灶，再来干吧”在短短的七天之内就组成了二十几个党支部和群众团体。以后，方志敏又与归自南昌的黄道、归景德镇的邵式平等人相会合，共同筹划，准备武装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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