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浙赣（又称赣东北、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共产党人领导四省边区人民创建的一块重要的革命战略基地。

    根据地东临浙江千岛湖，西连江西鄱阳湖，北靠安徽长江，南达福建闽江，为“东南半壁”之襟喉，武夷山、怀玉山、鄣公山、黄山、仙霞岭，山山绵亘、重峦叠嶂；信江、抚河、乐安河、新安江、崇阳溪，水水长流，纵横若网，军事上地势险要，经济上特产丰盈，具有开展革命斗争的良好条件。

    根据地先后由赣东北、闽北、（开）化婺（源）德（兴）、信（江）抚（河）、皖赣、皖南等大小6块苏区组成，纵横约50个县，人口数百万，建立过58个中共县级组织和32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党的组织遍布闽浙皖赣边区80多个县，游击区人口近千万。

    根据地的斗争长达10年，期间历经4个阶段：1927年8月至1930年7月，以磨盘山为中心的信江根据地，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根据地形成，但与赣北小块根据地和浙西、皖南等地的革命斗争尚未形成统一领导，边区呈现“群雄并起”的局面，此为根据地前期斗争阶段；1930年7月至1933年10月，经中共信江特委和（前）赣东北特委的合并、闽北苏区的划归，形成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后扩大为闽浙皖赣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此为根据地的发展阶段；1933年10月至1934年底，军民投入保卫基本苏区，开辟新的苏区的斗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苏区丢失，此为根据地的后期斗争阶段；1935年初至1938年初，边区形成皖浙赣、闽北（闽赣边）、闽浙边三块游击根据地，直至国共第二次合作，各地红军游击队下山编入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此为三年游击战争阶段。

    根据地10年斗争中，党组织领导边区人民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积累了创建和建设革命根据地各个方面的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对形成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根据地曾荣获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苏维埃模范省”的光荣称号，毛泽东先后誉之为“方志敏式”、“有很好的创造”、“是坚强的苏维埃阵地”。

    一、根据地前期斗争

    大革命时期，闽皖皖赣边相继创建了一些中共基层组织，掀起了相当规模的工农革命运动。尤其是弋阳县第九区的“漆工镇暴动”，在赣东北地区进行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开始了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战斗历程。边区各地的斗争，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群众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党的“八七”会议之后，各地党组织广泛宣传和组织群众，高举起武装斗争的土地革命旗帜，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在历时3年的前期斗争中，边区各地先后建立了中共（前）赣东北特委、信江特委、闽北特委和浙西特委，形成了信江根据地、闽北根据地和其他一些小范围的根据地。

    信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927年8月，中共江西省委遵照党中央的“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在全省各地举行秋收暴动。此时，原中共江西农委书记方志敏和邵式平、黄道等秘密回到各自的家乡弋阳县和横峰县、他们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决心“重起炉灶，再来干！”

    9月，方志敏到鄱阳去搞枪，在鄱阳县委召开的风雨山会议上，听到江西省委特派员刘士奇传达的“八·七”会议精神。此时，省委还决定整顿党的组织，划分暴动区域，在各地成立党的特别委员会，作为暴动的指挥机关，方志敏返回弋阳九区之后，在漆工莲家坞会议上，迅速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在已建立20几个党支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弋阳区委。不久，农民武装暴动在弋（阳）横（峰）地区发起。

    10月与11月之交，在方志敏和弋阳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弋阳九区3000农民武装攻克烈桥镇，将号称“北乡王”的张念诚及本地所有土豪劣绅概行逐走。

    11月中旬，遵照鄱阳县委（隶属赣北特委）的决定，方志敏赴横峰任区委书记（黄道对调为弋阳区委书记）。他立足楼底蓝家，“在二十五天极短期的准备下，接着弋阳九区暴动之后”发起了有几万人参加的横峰年关暴动。

    1928年1月，方志敏在弋阳九区窖头村召集弋阳、横峰、贵溪、上饶、铅山五县党组织联席会，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党的工作方针和暴动纲领，成立了中共五县工作委员会和暴动总指挥部。方志敏任工委书记兼暴动总指挥。会后，弋横两县的农民革命团联合组成了六路纵队，向两县尚未暴动的区域和德兴县境出击，一个月之内，暴动遍及纵横百余里的地区。此时，弋阳九区进行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决定颁布土地分配法和平债法，弋横地区初具革命根据地雏形。

    不久，国民党当局派遣军队开始向弋横暴动区域发起进攻。中共五县工委和暴动总指挥部集中各路农军近万人会攻葛源镇，此役失利，持续了3个多月的弋横暴动遭受严重挫折。

    经总结教训，并遵照中共江西省委指示，五县工委撤销后，新成立的弋阳县委（书记方志敏）挑选20几名农民革命团骨干，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一营一连，赣东北的正规工农武装由此诞生。其后，弋阳、横峰两县相继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此时，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根据地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6月25日，弋横两县县委在方胜峰紧急召开联席会议，方志敏等严厉驳斥了团省委特派员庞云飞埋枪逃跑的错误主张，决心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会议作出了集中力量、打破“围剿”和派黄道等一批干部赴贵溪开辟新区等三项决议。次日，邵式平指挥工农革命军一个连和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武装，在金鸡山大败弋阳等县的靖卫团，迫使白军退离，打破了第一次局部“围剿”，方胜峰会议使以磨盘山为中心的弋横根据地转危为安，几天后，工农革命军改名为工农红军，组建了红十四团。

    1928年12月，方志敏赴湖口县境出席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代表“弋横两县县委联席会”提出成立信江特委的要求。次年3月初，中共信江特委在弋阳九区东坑塘坞正式成立，方志敏任代理书记（后由唐在刚接任），根据地的党组织自此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

    随着德兴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特别是爆发了以周坊为中心的贵（溪）余（江）万（年）三县农民大暴动，建立了贵溪县苏维埃政府，根据地得到了扩大，1929年10月初，信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弋阳九区邵家村召开，成立了信江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弋阳九区黄沙岭），选举执行主席方志敏等9人组成主席团。会议通过了《施政大纲》，还制定、补充了土地、财政、经济、文化、婚姻、惩治反革命等多方面的政策法令。至此，信江革命根据地形成，各项建设事业也初见成效。

    党的建设方面，形成了一些基本特点：一是注重支部建设。苏区党支部遍布乡村，形成网络，把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作为第一位的工作，党群关系十分密切。在白区秘密建立党的支部，以白区党支部发起农民武装暴动和红军的军事行动相结合，是开辟新苏区，巩固老苏区的一种重要斗争策略；二是注重党的思想建设，《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22条）》是广大党员的行动准则。信江特委创办了理论刊物《红旗周刊》。党委宣传部门每半个月下发《理论讨论大纲》，对广大党员进行思想、理论、纪律、作风等方面的教育；三是注重在实际斗争中发展党员和考察培养党的干部。发展党员以斗争坚决、在群众中有威信、对革命忠实、工作积极为主要标准，选拔党的干部以在斗争中表现忠诚、积极，有办法、有成绩，且为群众所信任为主要标准，对不符合标准的干部随时撤换，从而保证了党的纯洁性和战斗性。

    政权建设方面，苏维埃政权自诞生之日起，就明确宣言其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最高权力机关为工农兵代表会议，实行民主集中制，由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按照大会制定的方针政策实施其工作职能。政府的工作部门县以上设立了革命军事、土地、财政、人民经济、内务、教育、赤色救济、惩治反革命等委员会。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还普遍建立了共青团、工会、妇女解放运动委员会、贫农团、劳动童子团等群众团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组织体系。

    军事斗争方面，从1928年6月至1930年1月，连续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发动的五次局部“围剿”。在战火中锤炼的红军部队不断壮大，红十四团被扩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军事建设方面，坚持党对武装的绝对领导。红军连队建有党支部，营以上均有党委会。通过思想教育和建立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为八项注意）”为主要内容的铁的纪律，使红军指战懂得人民军队的宗旨和任务。红军部队经过多次反“围剿”实践的摸索，从敌强我弱及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的实际情况出发，还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战略战术原则。1929年10月，在弋阳吴家墩创办了信江军事政治学校（前为军事教导队），不久又正式建立了红军医院（前为红色调养所）、兵工厂（前为修械所）、被服厂等服务于军事斗争的机构，为培养红军指挥员和地方武装干部，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这一时期，苏区各县建立了地方红军——红色游击队。群众武装主要是组织不脱产的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形成了正规红军、地方红军、群众武装三位一体的人民武装体系。

    土地革命不断深入。1928年秋，根据地的土地以村为单位（后改以乡为单位），进行了平均分配，信江苏维埃政府建立时，对土地政策进行了补充调整，后又颁布了《土地临时使用法》。政策规定：凡是不反对苏维埃的人们均有得土地之权；谁种谁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均匀；土地分配的标准是：“以全部田亩百分之五十照人口分配，百分之五十照生产成份（即劳动力）分配”；改变以前雇农不分田的做法，给雇农、退伍红军士兵分劳力田，在伍士兵、失业工人、政府人员、孤老残废分人口田，在业工人按人口减半。土地问题的解决，使劳苦大众自觉地奋勇投身于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斗争。

    经济建设在根据地创立之初业已开始，虽然战火频仍，党和政府仍把发展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列入了中心工作之一。首先是恢复农业。随着土地的分配，着重解决了严重缺乏的耕牛问题，第一年就使粮食生产得到了发展。信江苏维埃政府成立时，统一了财政收支，其收入主要是靠打土豪罚款和打城镇筹款。政府颁布了“保护贸易自由、准许外来经商”的政策，同时组织大米出口，换回急需物资，并鼓励苏区群众去白区进行易货贸易，早期的对外贸易已经注意到了与白区巨商朱大昌号等统一战线工作的结合，颇见成效。金融方面在苏区废除了剥削债务，取缔了钱庄高利贷，并开始筹办银行和信用合作社。

    文化教育事业也受到了重视，中共信江特委宣传部和特区苏维埃政府设立的教育委员会直接管理文化教育工作。苏区创办了劳动小学。方志敏、黄道等亲自为学校编辑列宁读本、共产读本。印发革命读本、成年读本给群众，开展普及教育。各个党支部普遍制壁报，有条件的还组织了新戏团。红色歌谣更为普及。

    1930年5月，国民党蒋、冯、阎军阀混战爆发，苏区周围的白军主力基本被调走。方志敏和独立团团长周建屏指挥红军，不失时机地向外出击，连克乐平的秧畈、众埠街、鸣山、乐平、德兴、河口、弋阳等城镇，根据地得到大面积的发展。7月之前，信江特委已下辖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上饶、余干、乐平、余江、万年9个县委和铅山的党组织。党员由弋横暴动前的几十名发展到6000多名，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下辖余干、铅山之外的8个县苏政府。红军部队由最初的一个连壮大了10倍以上，苏区面积纵横500余里，人口约百万。

    闽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派陈昭礼、徐履峻等回到闽北，重建党组织，恢复和发展工农革命运动，1927年7月，中共崇安特支建立，徐履峻任书记，不久，在建瓯建立了直属党中央领导的闽北临时委员会，陈昭礼任书记。同时建立了建瓯县委，季康任书记。

    在中共闽北临委的领导下，徐履峻、陈耿等分头到崇安各乡村广泛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不久，2000多名农协会员云集县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崇（安）浦（城）边区1000多造纸工人也举行罢工斗争。两次斗争的胜利，形成了闽北革命斗争的第一个高潮。

    12月4日，中共闽北、闽南两个临委合并成立福建临时省委。省委贯彻党中央的“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将建瓯、建阳、崇安列为全省暴动第四区。

    1928年1月，崇安特支发展为崇安县委，徐履峻任书记。在县委的领导下，全县近百个村庄和浦城西乡20几个村庄普遍建立了民众会和秘密武装民众队。发起了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粮的“五抗”斗争。9月28日，县委召集各村民众4000余人在上梅举行暴动大会，徐履峻宣布成立暴动总指挥机关——民众局，宣读了暴动纲领，大会当场烧毁缴来的地契、债单，并劈仓分粮。几天后，县委又召开了3000人参加的减租大会。以上梅为中心的暴动很快扩展到崇（安）、浦（城）边的598个村庄，形成了创建闽北根据地斗争的又一个高潮。

    上梅暴动使国民党地方当局大为震惊，遂调集军队大举进攻暴动区域。闽北党组织领导暴动农民进行了顽强抗击，徐履峻英勇牺牲，暴动遭到了失败。12月，在中共福建省委候补委员杨峻德（杨适）主持下，崇安县委在燕子岩召开各乡党代表会议，总结第一次暴动失败的教训，决定建立脱产的民众队，陈耿任总指挥。1929年1月29日，崇安县东路各乡民众武装1000余人汇集东乡下屯村，发起第二次暴动，控制了以上梅为中心的方圆几十里地区。崇安北路、西路和浦城岱后等地纷纷响应，接着，闽北党组织领导暴动武装通过反“清乡”斗争，创立了以崇安东部的上梅、西部的吴三地、北部的黄龙岩为中心的三块游击根据地。4月下旬，崇安县委决定取消民众局，在上梅成立“红军局”，并将各地16支民众队陆续改为工农红军。崇安红军发布《红军之意义》、《红军之组织》作为整编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文件。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十五团建立，下辖3个营，由县委书记耿秋兼团长。各连建立了党支部，从而保证了党对红军的领导。

    1930年1月，福建军阀“刘卢战争”爆发，红五十五团利用军阀混战的大好时机发起攻势，占领崇安大部分村镇，还深入到建阳北部、浦城西部以及江西铅山、上饶境内活动。战斗中，红五十五团得到迅速发展。

    2月，中共福建省第二代代表大会决定成立闽北特委、委派省委秘书长杨峻德负责组建，同月，闽北特委成立，杨峻德任书记。特委下辖崇安、建瓯二县委和建阳、松溪、政和、浦城、邵武党组织。

    3月，崇安普遍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上梅、白水两个区率先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取得经验，用以指导全县土地改革运动。4月12日，崇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建立以崇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条件成熟。5月1日，崇安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上梅召开，诞生了闽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崇安县苏维埃政府，下辖上梅、下梅等18个区苏维埃政府。苏区地域包括崇安大部、建阳北部、浦城西部。不久，扩大到了江西的铅山东坑地区。分配土地约40万亩，形成了拥有20万人口的闽北革命根据地。

    赣东北、皖南地区的斗争

    赣东北地区的斗争

    1927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贯彻党中央的“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全省秋收暴动计划。次年2月，省委将全省调整为5个暴动区，并在鄱阳县建立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饶漱石（1928年8月后为黄宜），作为东北暴动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构。特委下辖鄱阳、弋阳、乐平、横峰、上饶、彭泽、湖口、都昌、贵溪、余干、余江、德兴、浮梁（景德镇）、万年等县党组织。1928年12月，信江特委筹委会成立后，赣东北特委的工作范围缩小为都昌、湖口、鄱阳、浮梁（景德镇）、乐平、彭泽等县。特委成立后，发动了各地的武装暴动和景德镇的工人罢工斗争，先后恢复和建立了鄱阳、乐平、浮梁、都昌、湖口等县委或临时县委，组织了各地革命武装，为苏区的开辟打下了一定基础。
1929年2月，赣东北特委机关从鄱阳迁到景德镇，以适应江西省委将景德镇列为“最重要的中心区域”，并多次成功地组织了较大规模的瓷业工人的罢工斗争。3月，省委决定撤销赣东北特委，将浮梁（景德镇）、乐平、鄱阳、都昌、彭泽的工作划归省委直接领导，湖口党的工作则归九江（中心）县委领导。

    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各县的革命斗争都有所发展。

    浮梁县委在领导景德镇工人斗争的同时，在农村积极发展党员、建立组织、领导农民协会开展了反对地主收回佃农耕地的斗争，以后逐步建立了基层革命政权。

    乐平县委领导的乡村斗争与信江苏区的斗争相呼应，鸣山煤矿的党支部领导矿工多次取得斗争的胜利。

    在省委特派员周建屏的指导下，都（昌）湖（口）两县县委在都昌茅垄召开了联席会，制定了发起都湖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9月下旬，发起了汪家墩暴动，夺取了自卫队的枪支，相继在湖口城山密庙建立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和赣东北革命委员会。

    1929年10月，赣东北特委在景德镇恢复后，首先在景德镇市郊召开了鄱阳、都昌、湖口、乐平、浮梁五县党的联席会议。会议商定进一步扩大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年关斗争。同年12月，赣东北特委再次遭到破坏，次年2月重建，3月，李烈带来赣东北特委指示，在肖家岭将鄱阳游击队整编为赣东北第二游击大队。李烈任总指挥，英豪任大队长，第二大队一度发展到600余人，长短枪200余支。与此同时，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亦有很大发展，并于4月29日在赣北游击队和都昌、湖口赤卫队的配合下，攻进了湖口县城，救出了原赣东北特委书记黄光。此时，都昌、湖口已开展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1930年4、5月，两县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基层也建起区乡农民协会，作为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湖口县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政府，在根据地召开万人大会，公开了苏维埃的旗帜。都昌县也在部分区乡实行分地分田。“苏维埃区域已相当的扩大了，红军发展到300余支枪。”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基本形成。

    当时党中央和江西省委已有扩大赣东北区域与信江苏区联成一片，建立统一的赣东北根据地的意图。1930年6月，为了实施党中央和江西省委意图，发起赣东北总暴动，根据赣东北特委的指示，鄱阳、都昌游击队先后开到湖口，与第一游击大队合并，由刘龙嗣、英豪率领前往景德镇受编。部队在开往湖口集结途中，遭到都、鄱、湖三县反动武装袭击，苦战7天7夜，才冲出包围圈。英豪突围时牺牲，余部由刘龙嗣带到乐平。这时，景德镇正式成立了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浮梁农村的农民协会也在逐步恢复，为赣东北武装总暴动作准备。7月，遵照党中央指示，赣东北特委和信江特委合并，成立新的赣东北特委，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

    皖南地区的斗争

    1927年11月，宿松县成立了中共松南区委，属赣北特委序列。翌年4月，中共宣城临时委员会成立，属安徽省临时委员会领导。此后至1930底，旌德、贵池、铜陵、秋浦、太平、歙县、郎溪、广德、宁国、泾县等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发起了松南区程营、汇口和郎溪等地的农民武装暴动。

    1930年3月，在中共广德县委领导下，广德地区爆发农民武装暴动，4个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皖南独立团，王金林任团长，邱宏毅任政委，独立团600余人，编为二个营。当时，党中央指示：“整个广德赤区发展的方向，是应当向徽州发展，以期与赣东北赤区打通一气”。同年12月，王金林等率红军独立团开往浙江孝丰，准备与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军会合，因国民党重兵堵击被迫撤回。继续活动在郎溪、宣城、宁国、孝丰等县边区，建立了广（德）郎（溪）宣（城）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和一些基层苏维埃政权，并成立了农协、妇协、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红军独立团坚持斗争一年多，后虽失利，但皖南地区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党组织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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