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保卫根据地的斗争
1933年10月，国民党蒋介石调动百万大军，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中，10多万兵力部署在闽浙皖赣苏区周围，由四省边区“剿匪”司令赵观涛坐镇上饶统一指挥，其所属二十一师在横峰，十二师驻河口，五十三师在德兴，五十五师驻乐平，五十七师驻贵溪，补充第一旅驻婺源江湾，独立四十三旅和总预备军驻婺源，别动大队驻景德镇，另有浙江保安部队封锁浙赣边的开化、常山、玉山、德兴一线；安徽保安部队封锁皖赣边的休宁、祁门、婺源、浮梁一线。敌军的战略是建碉筑路，步步为营，造成封锁线，使苏区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
以方志敏为首的中共闽浙赣省委制定了“保卫基本苏区，创造新的苏区”，打破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战略方针。在保卫基本苏区的战斗中，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使赣东北，闽北苏区逐渐缩小，然而，创造新的苏区取得了成效，开辟了皖赣、皖南两块新苏区。正当闽浙皖赣反“围剿”斗争处在非常关键的时刻，其主力红十军团受命离开苏区，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重任。由于敌众我寡，且失去苏区依托，红军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区几近覆没。根据地军民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也遭到了失败。
保卫基本苏区，创造新的苏区
1933年11月20日，闽浙赣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葛源召开，选举产生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省苏第三届执委会。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作出了部署。12月，党中央电调曾洪易赴瑞金出席六届五中全会，决定由方志敏担任闽浙赣省委书记。省委制定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就是……打破敌人的进攻，保卫基本苏区，同时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苏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实行全党军事化和全民武装化，一致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浴血奋战。
为保卫基本苏区，赣东北掀起了扩大红军的热潮，1934年1月上旬，红十军在原有第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师的基础上，扩编了第三十师。红军的战略战术，初时以内外线结合，实行积极防御。红军主力组成一支支挺进队、远殖队或游击队，向浙赣边主动出击，将战场移向苏区外线；地方红军以其骨干组成红军守备队，在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坚守堡垒工事，以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广大群众在各级党和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利用各种地雷、武装村坊、武装山头，广泛开展地雷战。在一段时间里，根据地军民尚未失去战场上的主动权。在敌人向各根据地大举进攻的面前，王明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苏区一寸土地”，正在外线作战的红十军被迫撤回苏区，实行以“赤色堡垒反对白色堡垒”，致使长于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红军部队打起堡垒战来。争夺赤堡与白堡的血战迭经几十次。其中，上饶县的老鸦尖、横峰县的猪头山、赭亭山的赤堡守卫战最为壮烈，红军战士们高喊着“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流尽最后一滴血”，与赤堡共存亡。尽管如此，赤堡固守不易，白堡难以削平，加上红军主力在苏区内部东封西堵，陷于被动，苏区军民虽然毙伤敌人数以万计，取得了光荣的战绩，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还是很难实现“不失苏区一寸土地”。1934年下半年，横峰县城，弋阳漆工、贵溪周坊等一些中心区相继失陷。
闽北苏区方面，同样遭到了国民党数万军队的重重围困，苏区军民紧张地投入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月，黄道从闽赣苏区重返闽北，经电报请示中央，抚东分区并入闽北。
在反“围剿”之初，以黄道为书记的中共闽北分区委制定了避实击虚、派红军赴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1934年8月，黄立贵率红军第五十八团一部和工作团共1000余人挺进建（阳）松（溪）政（和）地区。不久，建立了中共建松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闽北中心苏区外围的一块根据地。然而，以“左”倾冒险主义为指导方针的苏区保卫战却节节失利，军民浴血奋战四渡桥，阻击敌军半年之久，但最终抵挡不住强敌的进攻。11月，白军第二十一师由江西铅山进犯大安，第十一师暨四十五旅亦由崇安城压向大安。面临敌军重兵的东西夹攻，闽北分区委和黄道果断地决定于1935年1月5日撤离闽北苏区首府大安。此后，闽北分区党政军机关就地转入了三年游击战争。
保卫基本苏区出现了重重困难，但创造新的苏区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反“围剿”斗争之初，中共闽浙赣省委一面部署苏区外围各游击区加强党和群众的工作，广泛开展武装斗争，一面开办各级白区工作训练班，其中，一批县级以上党政干部集中受训后，陆续派赴各游击区。
1934年3月，省委在葛源组建了赣北特委。随之，特委书记柳真吾与红十军参谋长匡龙海等率一支百余人的红军游击大队挺进赣北，不久，开辟了皖赣新苏区。
皖赣边有创造苏区的良好基础，1930年前后，赣北的浮梁、景德镇、湖口、都昌、鄱阳、乐平等先后建立过县（市）委和红军游击队，皖南秋浦设立过红军局。后来斗争虽然遭挫折，但党的活动没有停止。1933年1月，省委派王丰庆等到浮梁南乡，建立了中共浮（梁）乐（平）婺（源）中心县委，旋即成立了浮梁、乐平、婺源3个县委，这一地区成了赣东北苏区外围的游击区。赣北特委率红军游击大队首先抵达浮梁小源，在这里召开了地方党员骨干会议，筹划武装暴动。4月24日晚，震动皖赣边区的武装暴动开始，小源及附近2000多农民纷纷捕捉土豪劣绅。红军游击大队在农民赤卫队的配合下，迅速摧毁了午家顶、铁索桥、锦溪、曹村4个敌军据点，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第二天，特委在小源光裕祠堂召开了武装暴动誓师大会，将武装暴动向外扩展，5月初，红军赤卫队在庄湾消灭景德镇派来镇压暴动的国民党保安队100余人。继在安徽的祁门消灭了国民党徽州6县联合保安队一部。不久又在彭泽消灭了被称为老虎军的县保安队100余人。几次战斗共缴枪200余支，从而，使这次暴动波及方圆数县进入了高潮。
从4月至6月，皖赣边各地党组织先后由秘密转为公开，并有较大发展。赣北特委共辖有浮乐婺中心县委、彭泽中心县委和浮梁、（东南乡）河东、河西（均在浮梁境内）、彭泽、鄱阳、都昌、湖口、乐平、婺源、景德镇、皖南的秋浦、东流、祁门、望江等县委和特区委。大部分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游击大队也扩编为红军独立团。同时，特委在浮梁程家山等地建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印刷厂、邮政局等机构。
7月中旬，赣北特委在浮梁清溪滩召开8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各县党政军负责人和当地军民共1000余人参加大会。会议期间，赣北特委改称皖赣分区委（又称皖赣特委），柳真吾任书记。同时成立了皖赣分区苏维埃政府和军分区。王丰庆任主席，周成龙任司令员。赣北独立团与闽浙赣省军区派王如痴率领的一个团合编为皖赣红军独立师，王如痴任师长（后为匡龙海），王丰庆任政委。8县大会之后，苏区迅速掀起分田运动。经过猛烈扩大红军，正规部队扩大到千余人，各县共建了14个游击队，整个苏区以程家山为中心，面积扩大到长500余里，宽约50里，并与赣东北中心区联成一片。
皖赣苏区的兴起，使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惊。“围剿”赣东北中心苏区之国民党军第四十三旅和五十五师、五十七师大部以及皖、赣保安部队被抽调出来，转而“围攻”新苏区，使中共闽浙赣省委反“围剿”的战略意图得以实现。同年11月之后，由于敌军加剧“清剿”，在中共皖赣分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广大军民为保卫新苏区展开了浴血奋战。
1934年8月，继皖赣苏区形成之后，皖南苏区形成，并有所发展。
皖南同样具备了创造苏区的良好基础。自1933年初闽浙赣省委派宁春法担任皖南特委书记之后，这一地区的党组织和群众斗争得到了新的发展，但也遭到挫折，当年6月1日，皖南特委驻地歙县小练村遭敌围袭，机关被破坏，47名党员、群众惨遭杀害。下半年，闽浙赣省委派李杰三到屯溪，重建了皖南特委。在此前后，皖南特委所辖皖南、赣北、浙西的党组织计有：石（埭）青（阳）太（平）、歙县、贵（池）、秋（浦）东（流）、太平、宣（城）宁（国）泾（县）旌（德）等中心县委，浙西工委和石埭、太平、青阳、黟祁、泾县、黟县、绩溪、休宁、歙南、歙北、淳安等县委。各地还建立了一批群众武装。
1934年4月，闽浙赣省委派出刘毓标、陈直斋等一批干部开赴皖南。7月，以刘毓标为书记的太平中心县委拟定暴动计划，分别向省委和特委请示。省委同意暴动计划，并派出红军游击大队予以支援。8月21日晚，在太平中心县委和暴动指挥部的领导下，发起了柯村暴动，镇压了黟县自卫团团总汪绍堂等，一举摧毁了国民党区乡政权。到8月底，东起黟县方家岭，西至石埭赤岭，南达祁门历口，北到石埭七都，纵横百余里的范围内，掀起暴动高潮，参加暴动的有党员100余人，武装群众3200多人，缴获地主武装枪械320余件。
9月2日，闽浙赣省委派宁春生率300多人的红军游击大队来到柯村，使皖南的革命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不到一个月时间，暴动区域的农民团发展到4000余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600余人。随即，在柯村召开了各县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以宁春生为主席的皖南苏维埃政府，下属的县、区、乡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区进行了土地分配。皖南党组织和苏维埃还举办了妇女、工会、农会干部和白区工作训练班。在石埭新棚村建立了红军总医院。宁春生、刘毓标等率领皖南红军游击大队，在农民团和赤卫队的紧密配合下，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和“进剿”，进行了多次英勇的反击，顽强保卫新苏区。
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和苏区的失陷
1934年10月，由红七军团主力组建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来到闽浙皖赣苏区。红七军团于7月7日从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出发，经转 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赣边，10月初进入皖赣苏区，在此活动一个月，中共皖赣分区委动员了500战士补充给红七军团。皖赣独立师也多次配合作战。10月底，红七军团抵达赣东北中心苏区，驻德兴重溪、绕二墩一带休整，受到省委书记方志敏和苏区广大群众的亲切慰问。休整期间，红七军团领导召开会议，邀请方志敏参加，会议对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因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而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右倾悲观言论进行了严肃批评。
11月4日，中央军委电令红十军和七军团合编为红十军团，并明令闽浙赣省委和红十军团今后受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直接领导。几天后，红十军团在德兴重溪整编完毕，原七军团3000余人编为第十九师，寻淮洲任师长，聂洪钧任政委。原红十军（除三十师）四五千人编为第二十师，刘畴西任军团长兼二十师师长，乐少华任军团政委兼二十师政委，刘英任军团兼十九师政治部主任。苏区党政军领导人也作了相应调整。方志敏任省苏维埃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后为唐在刚），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粟裕任省军区参谋长（后调任军团参谋长，军区参谋长由邹琦接任）。按中央电令，红十军团整编后的任务是：十九师仍出击浙皖边，创建新苏区，二十师留在赣东北，保卫老苏区。于是红十九师在寻淮洲、聂洪钧、刘英率领下，继续肩负抗日先遣队的重任，于11月18日从上饶县的姜李村出发，突破敌军封锁线，向浙皖边进军。
红十军团整编之时，国民党军队已加剧了对赣东北苏区的重点进攻。值此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处在最危急的关健时刻，方志敏等于11月17日向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发出电报，要求同意闽浙赣党政军领导机关迁移闽北，并把赣东北苏区变为游击分区。然而，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却遭到否决，中央军区11月18日晚7时的回电不仅不同意闽浙赣首脑机关移闽北，还错误地命令红十军团悉数出动，“坚决的争取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以创建皖浙边苏区”。电令中还决定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随红十军团行动。奉命后，红军仅做了6天应急准备便开始出击。在此期间，方志敏以果断的胆略，力排“左”倾干扰，将在错误的肃反中蒙受冤屈的“近千名反革命嫌疑犯”征召归队，随军行动。
11月24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粟裕等率红十军团部暨二十师撤离苏区首府葛源。月底，方志敏与红军指战员告别生死与共七、八年的父老乡亲，从德兴重溪出发，踏上了开赴皖南的征程。
红十军团出击时，仅留下约900人的红三十师和省军区独立团留守苏区。由于兵力骤然空虚，省会葛源于11月28日被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师占领。至此，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苏区基本丢失。随之，闽浙赣省委、省苏、省军区随同留守部队，分散流动在弋阳、横峰、德兴三县交界的磨盘山区，领导赣东北各县和化婺德、贵余万（11月重建了中心县委）等战区军民逐步转入游击战争。
方志敏等率红十军团本队突破封锁线后，经德兴、婺源一路摧毁敌碉堡百余座，在休宁县蓝渡至西馆途中截获敌军车2辆，缴获迫击炮和步枪百余支。12月10日抵达黄山附近的歙县汤口地区。
红十九师自11月18日出击20余天以来，在浙西遂安县白马击溃浙江保安第二纵队蒋志英部，接着攻克淳安县港口镇。部队渡过新安江后，穿越杭（州）淳（安）公路绕道趋分水，距杭州仅90公里，国民党急令补充一旅车载船运至分水堵截。红十九师在分水县城附近与补充一旅激战一昼夜，歼敌130余名后向昌化县湍口地区转移，逼迫临安，震动杭州。正当红十九师转战浙西连续取得胜利的时候，接到迅速与红二十师会合的命令，于是放弃“游击桐庐等地区以威胁杭州”的行动计划，由浙西折向皖南，12月6日攻克旌德县城。10日在汤口与红二十师胜利会师。
红十军团汤口会师，国民党南京政府深为惊恐。蒋介石连夜调兵遣将编组“追剿队”，委浙江保安处长俞济时任指挥官，辖第四十九师、第七师二十一旅、补充第一旅，浙保等部专事追剿。并电令航校派飞机侦察、轰炸。还电令警备司令赵观涛和安徽保安司令刘镇华指挥所部堵截。
12月13日，红十军团布阵谭家桥，开始了入皖后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次日，红军与敌补充一旅和浙保一个营展开激战。此役双方伤亡相当，但红十军团因干部伤亡过多，尤其是十九师师长寻淮洲伤重牺牲，由此而影响了部队的战斗情绪。谭家桥战斗后，“廿师、十九师即改编为三个足营制的名义师，即：十九、廿、廿一三个师”。
12月20日，红十军团进抵皖南根据地，在柯村休整2天。方志敏听取了皖南党政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指示随着形势的变化，苏区要转入游击战争。军政委员会还委派聂洪钧任皖南特委书记，并留下军团侦察营与红军游击大队合编为皖南独立团，加强了皖南党的领导和武装力量。
红十军团离开柯村后，经迂回转战皖南十几个县回到黄山地区。此时，“中央因我军在皖南行动的困难，来电要我们改向浙西南行动”，于是军团领导决定，部队先回赣东北老区作短暂休整。
1935年1月10日，红十军团离开皖南返回赣东北。16日，部队在德兴县港首村被敌军截成两段，先头部队800余人抵陈家湾村。方志敏令乐少华、刘英、粟裕（均已负伤）率先头部队于当夜通过敌军的陇首村锁线，安全返抵德兴苏区之大小坪。他自己则留在包围圈内，等待与大部队会合。同日，军团主力2000余人受阻。翌日，与方志敏会合时，遭到白军14个团的重重围困。红廿一师与军团失却联络，在王龙山北部与敌展开激战，师长胡天桃不幸负伤被俘，指战员大部伤亡。军团部暨十九、二十师则被困在怀玉山东南的山地间，与10倍于已的敌军展开了血战，10天内，红军不断被分割、被冲散，战士们虽弹尽粮绝。饥寒难耐，但仍各自为战。1月29日，继王如痴、刘畴西先后被俘，方志敏在陇首封锁线德兴与玉山交界的高竹山上，亦被敌军四十三旅所搜捕。至此，先遣队的北上行动失败。
先遣队失败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主要是：当中央红军长征已一个月，南方革命斗争处于低潮之时，却命令留在东南仅有的两大红军主力合编成一个军团，这显然不合时宜。接着又命令方志敏率红十军团悉数出动，企图以大兵团的运动战来扭转危局，这更是决策上的失误。“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导致了先遣队的失败。然而，先遣队广大指战员用生命和鲜血建树的光辉业绩应当充分肯定：首先举起了北上抗日的旗帜，广泛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推动了全民族抗日运动的发展；牵制了国民党约20万军队，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此外，先遣队的突围部队和留在皖南等地的指战员，后来成了南方几块游击根据地的主要武装力量，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此文章共有2页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