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志纯
    193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不朽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以后又称许“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这是毛泽东同志对赣东北根据地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块重要的根据地，创建于1927年。它经历了一个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皖）的大体发展过程。开始时，它是指弋阳、横峰等地建有革命政权的大约方圆六七十里的地方，叫弋横根据地，又叫以磨盘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以后，它的范围就超出了这些地方，其区域逐步发展扩大，先后包括赣东北的21个县、闽北的13个县、浙西（南）的21个县、皖南的17个县，达72县之多。当然，其中有不少地方是属于游击区。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把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称为“方志敏式”？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块根据地是方志敏等同志领导开创的，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原因。概括起来，我想不外乎这块根据地具有独创性、开拓性、自立性、灵活性，等等。其独创性，就是赣东北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赣东北的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创造了一套建党、建军、建立政权的独特做法，创造了赣东北这块前人未曾创造过的红色根据地；其开拓性，就是赣东北的党和人民群众，在进行武装夺取政权，建立红色根据地这一史无前例的事业时，所表现出来的极大热情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勇往直前的精神；其自立性，就是赣东北根据地在当时那种经济、政治、自然环境里，无现成模式所仿效，无外来支援所仰赖，艰苦奋斗，自强自立；其灵活性，就是赣东北的党善于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创造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灵活的方针政策。
    这里，我想通过对赣东北根据地一些重要史实的回忆与思考，不揣浅薄，具体谈谈我对“方志敏式”根据地的看法，以求教于同志们。同时，抛砖引玉，以冀引起有关同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因为，我总感到，对这个问题，过去研究得很不够，此类有关研究文章实为屈指可数。
    一、从赣东北根据的创建特点来看
    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和井冈山等根据地一样，应该说它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都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尝试。但是，它的创建又具有和当时其他根据地不同的特点，这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说明。
    1．先有党的组织的建立，而后才有根据地；开始为少数知识分子党员，而后大部分为农民党员。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和胜利保证。不能设想，如果没有赣东北党，会有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赣东北党的建立，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首先，从建党的时间来看，赣东北地区不但在根据地建立之前就有了党的组织，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就有了党员和党的组织。
    早在1922年方志敏在上海时，经赵醒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又转为中共党员——成为赣东北地区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方志敏从上海回到家乡弋阳县漆工镇，发展了一些进步青年入党，并组成了党小组。到年底，又将党小组扩大为临时党支部，方志敏任书记。
    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后，在北师大读书的邵式平同志积极参加和领导学生的革命运动，被反动政府通缉，呆在北京很危险，便潜回江西，从事农民运动。后来，他来到弋阳，在县城秘密开会，正式组织了弋县第一个党支部，其时为1926年秋。
    在中共弋阳党支部成立前后，早在北师大读书时就入了党的黄道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在原来的“岑阳学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并组建了横峰中共党支部。黄道、邹秀峰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
总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赣东北地区的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德兴、乐平、浮梁等各县，差不多都有了中共党员或中共党的组织。当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县党员多一些，有的县党员少一些；有的县有党支部，个别县还有县委，有的县则只有党小组，甚至只有个别党员。
    大革命失败以后，赣东北地区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笼罩着白色恐怖。在此严重的形势下，虽然不少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少数党员经不起考验而脱党，甚至叛变革命。但是，绝大部分党组织并没有被打散，绝大多数党员并没有被吓倒，他们隐姓埋名，转入地下，秘密活动。许多党员和党组织在与上级失掉联系，甚至彼此之间也失掉联系的情况下，仍自觉地、勇敢地进行革命活动和革命斗争。
    所有这些，都为建立赣东北地区性的党组织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因此，党的“八·七”会议的春风一旦吹来，赣东北党便很快恢复了蓬勃的生机。1927年11月间，赣东北党在弋阳县窖头村举行了五县联席会议，选举了以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为首的工作委员会，即五县联席会议党委——赣东北最早的地区性党组织。
    回顾赣东北党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到，它不但在根据地建立之前，就依靠本地党员的力量，从一二个党员发展到几个、几十个、上百个党员，从党小组发展到党支部、县委、地区性的五县联席会议党委的过程，而且在建党初期就有了党员和党的组织。赣东北地区，是党员和党的组织出现较早的地区，它跟有些地方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才有党员和党的组织的情形，是不相同的。
    其次，从党员的成分和籍贯来看，赣东北地区开始时只有几个知识分子党员、如方志敏、邵式平、黄道，接着又发展了一批小知识分子入党。如弋阳的雷夏、舒翼、范和祥、缪敏、黄镇中、彭年、彭皋、杨立程、祝炎、刘云、郑香、余杰、廖文光等，横峰的吴先民、程伯谦、邹秀峰、钱璧、李穆、黄球、项春福、周玉堂、姜志尚等，这时，真正的农民党员只有方远杰、方远辉、洪坤元、饶恭美、黄端喜等少数几个人。而到了弋横暴动时，随着农民革命团的出现，一大批农民加入了党的组织，形成了一支以知识分子为骨干，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员队伍。而在这支队伍中，无论是知识分子党员，还是农民、工人党员，基本上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很少有外来的。他们对本地区的情况了如指掌，又与当地群众有着血肉联系，便于开展工作。
    2．先有群众武装，而后才有正规红军；先是政权、军事、群众三位一体的组织，而后才发展为脱产的正规军队。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提出的一条著名论断。赣东北根据地的创造，也充分证明，离开了军队是根本不可能有这块根据地的。但是，赣东北的军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首先，从赣东北根据地军队的诞生过程来看，它完全是在当地的工农武装的基础上，白手起家发展起来的。
早在1926年秋冬，在方志敏同志的领导下，由方远杰直接参与组织指挥，举行了一次攻打漆工镇派出所的暴动，夺得了“两条半枪”。以后发展到十几条枪，并开始了游击战争。1927年夏，在方远杰组织工农群众攻打弋阳县城前几天，国民党谭延闿部下一个连起义，方远杰即前去整顿这支队伍，并定番号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赣东北独立大队”，自称为大队长。但在攻打县城后不久，由于敌强我弱，方远杰牺牲以后，又缺少强有力的领导，方志敏、邵式平等又远在南昌。起义队伍群龙无首，以至全部溃散。尽管如此，但是这都为赣东北人民军队的诞生作了准备，积累了经验。
    党的“八·七”会议之后，为了进行武装暴动，在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弋阳、横峰等地采取喝鸡血酒、“上名字”等方式，在数十个村坊里组织起了半军事化的农民武装。对这支农民武装，我们不知叫什么好，叫法比较多比较乱，有的叫它土地革命军，有的叫它工农革命家，也有的叫它农民革命军，多数是叫它农民革命团。农民革命团刚成立时，虽然带有某些封建色彩，但它毕竟是党领导下的一支农民武装。
    接着，从弋横起义的农民革命团中，挑选了一部分起义的积极分子，脱离生产，成立游击队，掌握着大约几十条枪的武装，与此同时，农民革命团改称农民赤卫队，而脱产的游击队则逐渐改称为红军，到1929年，这支游击队逐渐发展为规模比较大的正规红军武装，于是有了“江西红军独立团”的番号。团长先后由邹琦、李上达、郑孝胥、周建屏等同志担任。1930年，这支红军队伍扩编为红十军，并且由于没有完全按照立三路线“夺取九江、切断长江，会师武汉”的主张，去强攻九江，所以在向北进击的过程中，还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红十军军长是周建屏，政委是由邵式平兼任。
    纵观赣东北红军的诞生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赣东北根据地军队的发展，并不象有的根据地自己原先并没有什么武装，军队主要起源于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等外来队伍；它是在无外来的一兵一卒的情况下，白手起家，逐步建立起工农自己的武装，并从农民革命团开始，逐渐发展为正规红军的。
    其次，从赣东北根据地军队的职能性质来看，它不光是军事组织，而且在开始的时候还是政权组织、群众组织。1927年弋横秋收暴动前后，遍布于弋横地区各乡村的农民革命团，实际上是当时乡村中工农群众统一的联合组织，凡是乡村中的工人、雇农、贫农、中农都可以加入农民革命团，他们的口号是：“打倒豪绅地主！”“实行平债分田！”“建立工农政府！”他们还有纲领，有严明的纪律，是具有较广泛群众性的群众组织。农民革命团又是一个军事组织，他们制造土枪土炮，发动武装起义，打土豪，捉劣绅，锄暴安良，组织战斗。农民革命团还是一个政权组织，有办事机构，掌握着行政、司法等大权。凡是有农民革命团的地方，都是由农民革命团执掌政权。不但领导农民烧契毁约，平债分田，而且组织农民，发展生产；不但管理民政事务，处理民事纠纷，而且有权对罪大恶极的地主、土豪、劣绅逮捕法办，并没收其财产。由此可见农民革命团是军事武装、群众团体、政权机关三位一体的组织。农民革命团既是赣东北红军的雏形，又是政权的雏形。赣东北军队这一特点，是其它许多地方军队所不相同的。
    3．政权的建设始于暴动，形似涟漪
    有了党的领导，又有了工农自己的武装，这就为政权的创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那么，赣东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首先，政权的建立始于农民武装暴动。赣东北党根据对本地区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的分析，决定在客观条件比较有利的弋横地区首先进行农民武装暴动，建立红色政权。这在当时赣东北地区与井冈山等地区音讯隔绝，毫无联系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这与毛泽东同志选择罗霄山脉中段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和实践，是不谋而合的。但是，赣东北根据地政权的创建，又有它自身的特点：它是从农民暴动开始的。凡是暴动取得了成功的地方，红色政权也随之而诞生。政权的形式，先是农民革命团，而后才改为苏维埃。在这些政权机关掌权的成员，不是由上级委派的，而是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群众信得过，并且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由于组织农民暴动，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这就决定了赣东北红色政权的诞生，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孕育过程，而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取得成功。从这里可以看出，赣东北红色政权的建立的方式和其它有的根据地是不同的，其它的根据地不是通过农民暴动，而是通过依靠外来武装开进来，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工农革命军或红军开到哪里，革命的旗帜便插到哪里，哪里便立即建立起红色政权。这种建立政权的方式，是完全依靠外来武装，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它建立比较突然、比较迅速，一般不需要经过当地工农群众积蓄力量的过程。
    其次，政权的扩大呈现涟漪式。涟漪者，细小水波之谓也。用“涟漪”二字形容赣东北政权的发展扩大，表明这种政权在发展扩大的过程中，一是速度慢，二是规模小。当然，赣东北根据红色政权的扩大，有时也呈现出一种磅礴的气势，比如在1930年，赣东北的红军就曾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举攻下乐平、景德镇、都昌、湖口、鄱阳、彭泽、马当、东流、秋蒲等地。但从总体上来说，它还是涟漪式的。那么，赣东北红色政权是怎样发展扩大的呢？具体一点说，它先是通过农民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夺取反动武装，在很小的范围内（一村、一乡），建立革命政权（开始为农民革命团），待政权在这块地方站稳了脚跟以后，再向周围没有暴动的白区发展。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秘密发动群众，秘密建立组织，条件成熟，立即举行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政权。然后，再又去开辟新的区域。循环往复，逐渐扩大。有时，为了打破白区对红区的经济封锁，消除“赤”“白”的明显对立，为了使红色政权建立了的地方有个缓冲地带，为了使革命群众在敌人反攻时有个回旋的余地，在“赤”“白”相接的地方，即便暴动的条件和建立政权的条件成熟了，也不立即组织武装暴动，而让这些地方继续留给敌人，成为“白皮红心”的地区，这种情况，往往使红区和白区形成一种犬牙交错的局面。总之，除个别时期，赣东北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始终是依靠当地农民群众的武装力量，涟漪式地、一圈一圈地向四周发展，步步推进，层层扩大。这和有的根据地，完全依靠外来正规红军队伍，以迅雷不及掩耳、“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建立红色政权的情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赣东北根据地政权的扩大之所以呈现涟漪式，客观上是因为没有外来武装的直接支持，自己的武装力量过于弱小，主观上是因为我们对来之不易的一点革命本钱往往采取过于谨慎和保守的态度。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政权却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是不易被推倒的铜墙铁壁。
    二、从赣东北根据地实行的方针政策来看
    从赣东北根据地创建的那一天起，虽然由于敌人的不断疯狂“围剿”，红色政权受到严重的威胁。但是，赣东北根据地毕竟战胜了险恶冷峻的环境，站住脚跟，并且还有过较大的发展时期。究其原因，就是赣东北党在当时一度没有与中央联系上，一度与外界信息阻隔，很少有上头的指示精神可供遵循，别地的经验又很少知道的情况下，创造性的制订和实行了一系列比较正确，比较有特色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富有鲜明的“赣东北特色”，成为“方志敏式”根据地的重要标志。这些方针政策，是赣东北根据地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今天进行改革开放，进行四化建设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历史经验。
    首先，赣东北根据地实行了一条团结大多数的路线。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宗明义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干革命，首先要分清敌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被中国革命实践所证实了的一条真理。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根据赣东北地区的情况，我们在创建根据地之初，特别注重土地问题，并采取了现在看来的别于其它地区的土地政策。以后，还制定了土地法。
记得，在弋横暴动时，弋横地区的党组织就提出了“平债均分田地”的主张，并领导农民开展平债、毁契和打土豪的斗争，分房屋、分粮食、分浮财，让农民及时得到看得见的实惠。特别对于农民普遍的分田分地的要求，立即予以满足。（当时有的地区，分配土地却是在实行武装割据之后较晚才开始的。）等到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后，又把解决土地问题放在首要的位置，及时颁布了土地法。当时，我们分配土地的政策是：将豪绅地主、贪官污吏的土地没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群众。分配的办法是：以村为单位，按劳动力和人口两个标准，混合平均分配。对于地主，只要他们本人愿意耕种，也可以得一份土地；对于富农，只要把超过部分的土地拿出来，好田坏田各留一部分就行了。对于中农的土地，基本保持不动。实践证明，赣东北的这套土地政策是符合党的团结大多数的路线和正确对待地主、富农的策略的。
    应该特别提到，我们赣东北党的土地问题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的政策，是赣东北的一大创举，也是“方志敏式”的显著特点。在赣东北，由于地主，富农也一样分得了土地，有了安身立命之本，有了生活出路，一般也就不外逃了。正因为此，在反革命疯狂“围剿”时期，这里很少有地主还乡团的情况出现。历史证明，赣东北党的这一正确政策和策略，对于削弱敌人的力量，壮大革命人民的力量，巩固红色政权，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同时，也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关于对待反动阶级要从思想上教育，政治上瓦解，生活上给出路的新鲜经验。
    但是，赣东北开始时的正确的土地政策，却遭到王明路线的积极追随者的攻击和破坏。1931年，“左”倾机会主义者万永诚，曾洪易等人被派往赣东北，全面推选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立即修改土地法，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倾土地政策，无条件地收回地主分得的土地，驱逐地主的家属，说什么这是为了“减轻苏维埃负担，加重国民党负担。”同时，又收回富农分得的好土地，甚至还把中农的一些较好的土地也收回平分。这样一来，不但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使得地主更加反动，富农不满，中农动摇，雇农、贫农陷于孤立。农村统一战线的政策被曾洪易等人完全取消。他们把赣东北所执行的土地政策，污蔑为“富农路线”。
    1931年9月，在葛源举行的赣东北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曾洪易、万永诚等又提出要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向六届四中全会路线彻底转变，甚至提出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中立中农的极左口号，并开展所谓的“查田运动”，把许多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升为富农、地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而曾洪易等人在肃反中搞的扩大化，不仅将许多所谓“表现不好”的地主、富农乱捕乱杀，更为严重的是将革命队伍里的许多知识分子、许多党的骨干，扣上“AB团”、“改组派”等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其严重的后果更是不待言的。
    对于曾洪易等人这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恶劣行径，赣东北地区的群众极为不满，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以及赣东北的广大党员、群众，奋起进行斗争和抵制。
    第二，赣东北根据地军队创造了一整套具有特色的战略战术和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弋横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敌人曾对建立在这块土地上的红色政权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妄图把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工农革命军的活动范围日益缩小，被迫退到方圆不到50里的磨盘山周围。在此严重的形势下，赣东北党召开了意义重大的方胜峰会议。会上，以方志敏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坚持在根据地内开展游击斗争，并把游击战同运动战结合起来的主张，驳斥了“埋枪”“分散隐蔽”的逃跑主义错误。以后游击战的实践证明，在当时赣东北那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赤”“白”相间的地区运用游击战的方法，是完全适宜的。而如果死打硬拼，便是以卵击石，必然招致失败。
在游击战中，赣东北的军队，逐渐创造了一整套具有特色的以游击战为主、在有利的条件下不放弃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比如，当时我们提出了“围魏救赵”“避实就虚”等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我们曾用“扎口子，打埋伏，斩蛇头，切尾巴，打小仗，吃补药”等生动形象的语言来概括。它体现了赣东北游击战的鲜明特色，是赣东北游击战中的一个独创。记得，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你们这些战略战术都很好，我们也有几句话，和你们讲的差不多。毛主席讲的“也有几句话”是指“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当然，毛主席总结的更全面更科学。
    赣东北的这套战略战术，是在军事人才和军事书籍奇缺的情况下，逐渐从战争的实践中自己总结摸索出来的。赣东北的党，赣东北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两条半枪闹革命开始，不仅自己制造各种武器，如石头炮、竹筒炮、松树炮、挨丝炮、土枪等，而且创造了一系列的战争方法。1927年春，根据地群众创造了“眺高、守夜、打号铳、查路条”和“坚壁清野”的斗争方法。我们还常常采取“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游击战的方法，袭击敌人，以逐步削弱、以至瓦解其战斗力。比如，有一连敌人，行军每路过一个村庄时，我们只要用土枪或其它武器打伤其中一人，那么，这个连队路过十来个村庄后，便完全要丧失战斗力。因为，一人负伤，就得二人抬，而这三个人的枪支弹药又要三个人帮助背，这样，就去了五六个人。如果伤十人，就将拖住几十人，就将成为把全连都拖住的沉重包袱，于是整个连便进退两难，无法行动，以至完全丧失战斗力。赣东北的战略战术，就是从这样一些战争实例中总结出来的。
    此外，赣东北还比较早地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战术，家家户户都参战，男女老幼齐上阵，全民武装，全民皆兵，送水送饭到阵地，运枪运弹到前线，打草鞋，做军衣，削竹钉，制炸药，造土雷，布下“竹钉阵”，摆开“地雷战”，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使进犯的敌军无不胆战心惊，丧魂落魄。据说，蒋介石在1930年3月他签署的《江西清乡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进入赣东北地区，“军队如入沙漠，无从栖身觅食”。
    当然，我们赣东北红军在战略战术上还有不少弱点，比如，在战术上常常过于谨小慎微，伤亡稍大时就不敢扩大战果。这从主观上来说是由于我们少数指挥员来自旧军官，思想比较保守，还有不少指挥员出身于农民，容易满足一得之功，从客观上来说由于我们缺乏经验。这就使得该打大仗时没有去打大仗，本来可以取得的大的胜利而失去了机会。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去总结的。
    总之，赣东北根据地所创造的战略战术原则，是从当时敌强我弱以及敌人的弱点和我军的优点的实际出发创造出来的，是整个红军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赣东北武装割据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赣东北红军还创造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在红军中，当时我们都没有政治机关，连、营有政治干事，团以上有政治处或政治部；政工人员从基层连队，到营、团以上领导机关都配备了，开始时都称党代表，后来连叫指导员，营叫教导员，团以上叫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这些政工人员基本上都是当地人，在群众和士兵中都比较有威信，有利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工作的重点是放在连队，主要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多种多样，生动活泼。比如，通过回忆对比，通过学文化、演戏、唱歌来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激发革命热情；通过“士兵运动”来争取白军士兵投诚。而对被俘虏的白军官兵，更有一套“愿者留，妥善安排；不愿者走，热烈欢送”的独特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这使得当时有的俘虏兵一次次回去，一次次回来，来来去去七八次，一共从敌人那里拖来七、八条枪参加红军。我们的这套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既不是从书本上照抄过来的，也不是从别的根据地照搬过来的，它是在与其它根据地互不通信息的情况下，是在中央出版的各种红军的政治工作书籍一本也没有收到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
    第三，赣东北根据地在经济上有一套灵活的适合当地特点的方针。
    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这是赣东北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的方针。因为，赣东北根据地处在经济落后的山区、半山区的农村，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这就决定了经济发展必须把农业生产放在首要的地位。只有发展了农业生产，才能解决粮食问题，以及衣服、食糖、纸张等日用品的原料和各种军需民用品的供给问题，才能推动工业和财贸事业的发展。当时，正是我们坚持了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的方针，才使得根据地的军民吃得饱、穿得暖，才使得军队没有因给养不足而削弱战斗力，才使得整个根据地人心安定，政权巩固。 
    在农业发展的前提下，赣东北根据地还采取自力更生兴办工业的方针，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比如，兵工厂、纺织厂等等，满足了苏区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保障了红军军需的给养和供给，充裕了经济，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既要求又推动着财贸、金融事业的发展，在赣东北根据地初创时期，根据地市场曾一度出现萧条冷落的情况，其原因就是一些地方曾经所商人当资本家打，商业贸易不自由。针对此，苏维埃政府决定，正式公布贸易政策，保护贸易自由，允许私人开店，允许外来经商，开辟市场，进行赶集。由于我们及时反对和纠正了“左”的倾向，使得根据地商业市场越来越繁荣，并坚持数年。在这方面，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各种合作社，有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犁耙合作社、耕牛合作社等等，这些合作社是由群众筹集资金，投资入股，与政府帮助相结合的集体经济组织。比如，群众可以通过消费合作社，售出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和买进日常生活与生产需要的各种物品。凡消费合作社社员，买进或卖出均享有优先权，并且不受中间剥削，所以深受群众欢迎。商业繁荣流通渠道畅通，这从当时小商小贩比比皆是的情况可以得到证实。那时，在苏区，货郎担走街串巷，走村串户、鸡毛、鸭毛、头发、破铜烂铁等等都有人来收购，或用针线、食盐、米糖之类工业品换取。在对外贸易方面，我们注意纠正了开始搞的“没收货物”、“禁止通商”的办法，成立了对外贸易机构，欢迎白区的人来苏区做生意。记得，方志敏同志曾针对浙江、福建来的商人，用马驮盐来苏区，苏区则一律没收的情况，说，你没收了，人家就不来了，你吃一次就不吃啦？不要杀鸡取蛋。他说，我们可以跟他们订个合同嘛！由于政策对了头，苏区的对外贸易也搞得特别活跃了，我们将本地产的大米、木头、毛竹、茶叶、纸张换进布匹、食盐、煤油、药材，这样不仅沟通了红区与白区的物资交流，而且把对外贸易与白区的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了。赣东北苏区的金融事业也搞得很有特色的，比如“信江苏维埃贫民银行”，除了发行货币外，还收储资金，发放贷款，实行低利借贷，以此来消灭高利贷盘剥。
    第四，赣东北根据地的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的是为战争、为工农服务的方针。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的赣东北的教育、文艺、新闻、体育、卫生事业，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革命性，比如，在教育方面，通过教战士认标语、写标语的方式。逐步扫除文盲；在体育方面，经常开展爬山、扔手榴弹等；在文艺方面，教战士和群众唱革命歌曲、演革命戏，常常是前方的仗一打完，就马上编出、演出反映这一仗的歌曲、戏剧等文艺节目。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为战争服务的思想，体现了革命的性质。二是创造性。赣东北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在没有样板可学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起来的。办教育，没有教师，就自己培养。搞文艺，没有剧本，就自己编；没有演员，就利用“串堂”、“三角班”一类活跃在乡间的群众文艺团体，将旧的艺术形式，注入新的革命内容，如将群众喜闻乐见的旧戏“击鼓骂曹”改为“击鼓骂将”，“骂毛延寿”改为“骂蒋介石、国民党”等。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当时赣东北的主要领导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亲自担任教员，担任演员，上课、演戏、编戏、编教材，开创了一代新风。三是普及性。以教育为例：当时，赣东北根据地差不多所有的适龄男女儿童都能上学，做到村村有列宁初小，区乡有列宁高小；除此而外，还有党校、团校、军政学校、三八女子职业学校及各类速成职业学校，培训了许多党团干部、军事干部、妇女干部以及教师、医生、护士、会计等各类专业人才。在那样艰苦而险恶的战争环境里，在那种与今天不可比拟的困难条件下，赣东北的教育事业竟如此普及，如此有声有色，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遗憾的是，由于王明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由于曾洪易等“灾星”的到来，赣东北根据地所实行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所创造的一系列独特新鲜做法，遭到恶毒攻击和无情批判，几乎被全部否定和抛弃，根据地情况日益恶化，最后被断送，只剩下一些星星点点的游击区。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由于赣东北党所实行的这一系列方针政策深入人心，由于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赣东北党和人民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斗争精神，终于把革命的火种保存在赣东北的千山万壑间。赣东北根据地在白色恐怖中，充分显示了它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斗争精神。
    本文选自1988年《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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