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家鹦
    一部中国革命史，是一群革命先驱带动人民群众从茫茫黑暗中艰苦探求光明的历史。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是这群先驱者中杰出的代表，而我国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方志敏正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艰苦探索和奋力开创的革命业绩是“千秋青史永留红”。令人痛惜的是他却被蒋介石卑鄙地杀害了，对此，毛泽东同志许多年后仍萦萦系怀，多次感叹：“方志敏牺牲了，很可惜，是王明路线断送了他……”称赞道：“方志敏是有勇气、有志气而且是很有才华的共产党人。他死的伟大，我很怀念他”。批阅古籍时，曾将方志敏与几位人们仰慕的古今伟人相提并论，赞评道：“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对方志敏的情感何以如此深沉笃厚？翻开历史卷册，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与方志敏不仅仅是一般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而是每当革命转折关头，他俩心心相印的远见卓识，遥相呼应的并肩战斗锻铸了他们的挚情厚谊。方志敏曾获得毛泽东的热心指导和有力支持；毛泽东也从方志敏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得到有益启示，发展、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可见方志敏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本文试图就此谈谈笔者之浅见。
    一、大革命时期，方志敏与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已有共识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涌现了不少农民运动领袖，其中影响最大、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大概要数毛泽东、彭湃、方志敏等共产党人了。1926年4月下旬，时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的方志敏，作为江西省农民代表，赴广州参加5月1日开幕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恰逢身为国民党中央农委委员、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奉命来到广州出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方志敏就是此时与毛泽东相识的。
    农代会的中心会场设在农讲所的番禺宫。毛泽东安排了农讲所学员旁听农代会的报告及重要讲话。彭湃主持大会并就广东农民运动情况作了生动的报告；毛泽东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关于“农民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关系”问题。方志敏对这次会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学到了许多农民运动的方法”。会后，方志敏向毛泽东当面提出要求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和工作一段时间。毛为方热衷于农民运动的激情所感动，但见方当时身体带病，十分虚弱，便以身体是革命之本钱，应先保养好身体，再说江西农运工作也离不开方为理由，婉然相劝。
    方志敏第二次与毛泽东聚首是在1926年11月底。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由上海抵南昌，方志敏以省农民部长的身份接待了他。两人交谈中，方志敏十分支持毛泽东要在武汉举办湘鄂赣农民运动的决定，毛泽东也非常赞成方志敏在江西领导农民运动的举措。
    1927年1月南昌出现由蒋介石“圈定”执委和方志敏等当选执委分别组成的左、右两个国民党省党部，斗争日趋剧烈。这时，方志敏已任中共江西区委委员兼农委书记，多次向区委提出：段锡朋破坏农运，我们应予以反击。可区委主要负责人推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拒不采纳方志敏的意见，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凶狂气焰。就在全省农代会召开之际，段锡朋等倚仗蒋介石，故伎重演，又欲以“圈定”的办法篡夺省农协领导权。对此，方志敏十分气愤。谁能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斗争？方志敏想起了毛泽东。他征得农协筹备处另一负责人同意后，即致电在武汉的毛泽东，请求支持。不出所料，毛泽东很快复电：“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也不可屈服于‘圈定’的办法。”使方志敏等坚定了斗争信心，终于挫败蒋段之流的“圈定”阴谋，方志敏等13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当选为执委，成功的捍卫了共产党对“农运”的领导权。
    方志敏与毛泽东第三次相会是在武汉。1927年3月下旬，由毛泽东、邓演达主持的中央农委扩大会议在武汉召开，方志敏出席并发言，对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湖南的农民革命充分肯定，还联系江西的反革命大屠杀大声疾呼：“一切革命的人们必须以铁拳加诸右派狼子身上，任何对右派的姑息，都是对革命的自戕。”精彩的发言，得到与会代表的赞许。为此，毛泽东还特地邀请方志敏到中央农运讲习所向全体学员作演讲，反击右派，以正视听。两人为会议通过建立农民武装、重新分配土地等30多个提案，共同作出了贡献，与彭湃等13人被推选为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
    毛泽东和方志敏，这两位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职业革命家，走向中国的社会政治大舞台，首先在“农民问题”上产生了共识。
    方志敏在大革命时期，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分析了农民痛苦的根源，明确提出农民要摆脱痛苦，就必须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除去地主阶级剥削”的革命。针对当时轻视农民的观念，他强调：“政府就是要建立在农民工人的身上，基础才为巩固的。”指出：“解决痛苦的方法是在自己（指农民）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求自己的解放”，“中国之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革命，为今日之急务”。这与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一系列论述，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共识，使方志敏与毛泽东几乎同时产生了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思想。
    二、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提出“上山”与方志敏返回山乡“重起炉灶再来干”不谋而合，相互影响
    大革命失败后，在吉安坚持斗争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的方志敏潜回农运基础较好的家乡弋阳，发动农民武装暴动。方志敏这一自觉行动与毛泽东提出“上山”，几乎同一时间。此后，毛泽东与方志敏虽一直未曾谋面，但他们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却不谋而合，并相互关注、相互影响。
    1927年8月下旬，方志敏徒步急返弋阳，途经鄱阳时，与鄱阳党组织商定：如弋阳暴动时机一旦成熟，即将共产党员李新汉任团长的鄱阳警备团拉进磨盘山参加暴动。9月，当他得知八七会议精神后，立即筹划弋阳的秋收暴动。初始计划“先攻下弋阳城，即以弋阳为根据地”。这表明方志敏此时已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接着又在实践中修正了原有的打算，舍弃攻城，于11月初在离县城较远的弋阳九区揭竿而起，组织了以“打烈桥”为中心的秋收暴动，并迅速赤化了九区。紧接着，他在党的五县工作会议上制定了武装暴动纲领，进一步推动了先后继起的弋（阳）横（峰）暴动。岁末年初，大暴动的烈火在赣东北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在此基础上，方志敏创建了以磨盘山为基地的纵横50里的弋横根据地。这同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是何其相似！
    1928年6月，刚建立的根据地就遭到反动派的大举围攻。在此危急关头，方志敏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方胜峰会议”，坚决反对放弃根据地的逃跑主义，明确指出：脱离根据地，把队伍“拖到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还能存在不被消灭吗？而且我们一跑，群众失掉了领导者，革命运动就要立刻失败。”于是会议制定了“在根据地内打游击，与群众共存亡”的方针，这表明方志敏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是非常牢固的。
    方志敏在发动、组织暴动和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土地革命问题。从1928年2月起，就着手建立红色政权分配土地，颁发了“土地分配法及平债法”。此后，方志敏又相继主持制定了赣东北苏维埃《土地临时分配法》、《土地临时使用条例》、《补充土地法》、《土地分配法》。由此所确立的赣东北苏区的土地政策，相对于其他苏区来说，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土地“以人口劳力混合标准平均分配原则”，这就保证了土地有足够的劳力耕种，有利促进农业生产；二是在1929年10月颁布了“分配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可以出租出典，可以雇人耕种”的法规，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解决了地权问题。这一正确政策的实施不仅领先于其他苏区，而且还远远早于1931年2月中央局发出的《土地问题与富农政策问题》的有关规定。
    1929年底至1930年6月，中央分田运动中的“平均主义”和反复分田的错误对赣东北苏区产生冲击，但由于方志敏等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尽力抵制，尚未造成明显的不良影响；后来以曾洪易为代表的王明“左”的土地分配思想再次冲击赣东北苏区，但由于方志敏等的坚持，对“一切违反中农利益的倾向和行动，省苏都予以严格的纠正。”仍然维护了党在土地革命斗争中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关注全国各大小革命根据地的状况，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有关方志敏创建赣东北根据地的情况他早有所知，早有所思，因此，蕴积于心底的思想，早在1930年1月便以十分坚定的语言昭示于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波浪式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因此，中央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授与方志敏勋章一枚，以示嘉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方志敏在赣东北坚持搞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的实践，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及在中央苏区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实践，虽各具特色，但他们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脉络，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完全一致的。
    三、方志敏领导赣东北苏区建设，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
    方志敏领导赣东北、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成绩显著，有很多很好的创造。
    在政权建设方面，他提出了苏区“巩固的向前发展”的方针。为了加强政权建设，方志敏亲自撰写了《苏维埃干部和群众关系问答》、《怎样做乡苏维埃工作》、《各级苏维埃工作条例》等小册子。他在狱中写下《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论述苏维埃的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对于压迫剥削阶级，如地主资本家等，是实行专政，剥夺其政治权利和自由；对于工农劳苦群众，则实行高度民主”、苏维埃的任务，是“领导和组织工农群众参加国内战争”，“去改善群众生活”。明确提出苏维埃的领导方式，“必须是具体的实际的群众化的，排斥一切官僚主义的方式”。他主持建立了苏维埃巡视制度和工农群众监督检查制度，规定“各级苏维埃要以三分之二的人经常出去巡视，三分之一的人留在机关负责全部领导工作”。工农群众检查部代表工农群众“经常检查国家机关是否正确地执行苏维埃的政策与法令，是否有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的分子。”
    方志敏这些创造性的工作实践，对于发展赣东北根据地、巩固红色政权产生了良好效果。以上情况，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中央苏区。1933年春，与方志敏朝夕相处、同甘共苦开创根据地的战友邵式平、方志纯赴中央苏区汇报情况。当他俩在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博古面前遭冷遇后，却转而成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座上宾。毛泽东认真地听了邵、方二人详细汇报后，很受启发，他非常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与其他地方不同，有机会我是要为你们宣传的。”翌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度评价、科学总结了方志敏的光辉实践；“赣东北的同志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象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经济建设方面，方志敏从实际出发制定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一是始终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基础上，采取了反对惰农、组织合作生产、开展劳动竞赛、推广农业技术等十多项措施来推动农业发展；二是坚持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办工业的方针，采取了“政府投资、集体集资、个人集股”的办法，建成了“适应战争和军民生活需要的工业体系”；三是保护贸易自由、准许外来经商恢复和开辟集市，沟通内外贸易，搞活市场流通，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四是大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和合作社经济，保证群众的物资供应；五是把发展苏维埃经济作为苏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把发展生产和改善群众生活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
    从上述方志敏的实践中，毛泽东及中央苏区获得不少有益启示。尤其是方志敏关于发展苏维埃经济来增加苏区财政收入的思想和实践，创造性的解决了根据地的财政困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被毛泽东确定为“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称赞道“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在中央苏区也已开始表现出来了。”
    方志敏领导下的苏区农业生产，毛泽东也曾满意地评述：“红色区域的农业，现在显然是在向前发展中。1933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1932年增加了百分之一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于闽浙赣苏区的“对外贸易”和组织“商品流通”工作，毛泽东也给予充分肯定：“这一工作，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中央苏区则开始于1933年春季。对于外贸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由此可见，方志敏在领导闽浙赣苏区经济建设的探索中，把马列主义和党中央的指示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具有特色的方针政策，为毛泽东关于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文献给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而又精辟的诠释，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方志敏与毛泽东是同时代的杰出共产党人。当我们今天重温历史，科学地认真地研究、评价方志敏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时，应该毫不隐讳地指出：方志敏对于促进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共江西弋阳县委党史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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