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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怀念

http://www.cnfzm.com 来源: 日期:2006-1-25 9:57:33

    作者:黄知真

      今年是闽浙赣革命老根据地创建50周年纪念。我兴奋不已,思绪万千,似乎又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幅幅壮丽的画面再展现在脑际,一张张亲切的笑脸又回到眼前。多少革命前辈,多少亲密战友,在创造、发展和巩固闽浙赣革命老根据地的征途上,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怀念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方志敏同志。

      我第一次见到方志敏同志是1927年9、10月间。

      在这以前的一个深夜,我在睡梦中听到母亲的说话声,睁开眼睛时意外地看到父亲——黄道同志。我还没有来得及叫声“爹”,父亲已俯下身来,轻轻地对我说:“乖,不要叫。”原来是“八一”起义以后,父亲奉党的指示,回赣东北组织起义,因为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同吴先民、张石樵、俞君话先到贵溪朗港一个造纸厂住了一段时间,然后才秘密回家。第二天,母亲要四岁的弟弟同祖母睡觉去。每天起床以后,房门挂着一把锁。一日三餐,由祖母、母亲、姑母和我轮流送饭。同外面的联系,全靠伯父黄端喜。他往常晚上找人来家里谈话。

      一天下午,祖母和母亲又在祖母的住房里安上一张床。母亲告诉我,有个客人前来,我们都要搬到祖母房里去住。晚上,伯父带着客人来了,父亲同他一见面,就亲热的不得了。父亲告诉我:“这是方志敏伯伯。”他们白天谈,晚上谈,有时谈得高兴了,声音越来越大。我们进去提醒一句:“小声点!”他还会天真地伸出舌头,做个鬼脸。

      半个月后,在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他们一起离开了我家。不久,响起了弋横起义的号角,闽浙赣人民革命人民斗争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从弋横起义到1934年春天,我常常能见到方志敏同志。他的高大形象,他的谆谆教诲,我永世难忘。在这里,仅仅根据自己的记忆和父亲的介绍,写下几个片段。

      英明决策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白色恐怖笼罩江西大地。共产党员在流血,工会会员在流血,农会会员在流血,进步的有志之士也在流血。乌云滚滚,哀鸿遍野,到处都在大屠杀。

      怎么办?大家都在寻找答案。有的变节了,有的消沉了。意志坚定的同志则磨拳擦掌,准备狠狠回击敌人。“八一”起义以后,黄道、邵式平、方志纯、吴先民先生秘密回到家乡,联系失散的同志,重新聚集力量。这时最急需的是明确的方向和统一的领导。

      方志敏同志从鄱阳回来,带来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给同志们指明了方向。整顿弋横党组织,调黄道同志任弋阳区委书记,志敏同志任横峰区委书记,在弋阳窖头主持弋阳、横峰、上饶、铅山、贵溪五县共产党员会议,制定弋横起义计划,建立起义的统一领导,并亲自领导了楼底蓝家的年关暴动,点燃了弋横起义的熊熊烈火。

      是方志敏带来了“八·七”会议精神,是方志敏同志将赣东北党的力量重新组织起来,是方志敏同志亲自在楼底蓝家发动弋横起义。志敏同志是弋横起义的主帅,是赣东北革命老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

      坚持不懈

      弋横起义以后,立即遭到国民党的疯狂“围剿”。敌人先后调来罗英团和周志群旅,根据地周围的地主也纷纷组织起“靖卫团”、“挨户团”等地主武装。我军只有刚刚组建的工农革命军一个连,实际上是一个排。斗争极其艰苦。以方志敏同志为首的弋横党组织,领导人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敌人采取烧杀政策。进到根据地,见房就烧,见人就杀。为了对付敌人,我们发明了眺高、守夜、打号铳。白天在村前的山头放瞭望哨,带上过去敬神有的三眼铳。发现敌人打第一铳,敌人已向自己方向来打第二铳,敌人接近了第三铳。三铳一响,统统一山。晚上则在村口派人守夜,发现敌人夜袭,也鸣铳报警。敌人进了村,见不到人,抓不到人,当然也抓不到领导同志。

      硬的不行,敌人又软硬兼施。一面继续烧杀,一面强迫根据地各村向他们“接头”,不准眺高,不准守夜,不准打号铳。为了保护群众,我们发明了“白皮红心”政策,有计划地组织群众表面上同敌人“接头”,没有人眺高,没有人守夜,也听不到号铳声。但是每天山上有人砍柴,见到敌人就大声叫喊:“谁家的牛到田里吃禾了!”“牛吃禾”就是号铳,听到“牛吃禾”,大家照样来得及上山,敌人还是要扑空。

      敌人进而派兵搜山。搜不到就放火烧山。可是他们人生地不熟,只好在当地找向导。敌人找向导又等于通知我们。等到敌人搜山,我们早已转移,坐在附近山头鸡窝。即使有时碰上了,又因为山高林密,敌人照样无可奈何。

      何敌人既恨根据地的青山,更不相信根据地的群众。于是他们异想天开,胁迫根据地外的群众,带着斧头锯子,在国民党军队的带领下,分几路扑向根据地。妄想把根据地山上的树木统统砍光。一时来势汹汹,气焰十分嚣张。

      1928年5月,根据地的一些重要村庄都被敌人占领,中心区域缩小到只有弋阳、横峰交界的几十个小村庄,纵横不过几十里。领导机关常常分散活动,几乎天天在山上露宿,或者在茅棚里过夜。有时一夜还要转移几次。这样险恶的环境,也确实把少数人吓昏了。共青团省委的特派员庞先飞就是一个。他竭力主张把枪支埋起来,负责同志到城市去搞隐蔽斗争。

      在这个紧要关头,方志敏同志主持了在方胜峰召开的弋横两县联席会议。他在会上痛斥了庞先飞的逃跑主义的错误主张。指出,这里的群众基础好,房屋烧了搭茅棚住,锅灶砸了用三块石头搁起破锅做饭,仍然始终一心一意拥护我们,坚持斗争,希望革命成功。有这样好的群众基础,还不能坚持吗?这样好的群众,能够丢掉不管吗?我们是共产党员,决不能在困难关头丢掉群众不管,看着革命失败。邵式平、黄道等多数同志坚决支持志敏同志的意见。会议否定了庞先飞的主张。决定由方志敏同志留在苏区统一领导,宣传群众,严惩敌人,稳定民心;将武装集中,由邵式平同志带领,坚决打击敌人最强的一路,打破敌人的围攻;派黄道同志到贵溪,准备贵余万起义,开辟新的根据地的。

      方胜峰会议的三条决定都得到了实现。工农革命军第一连在群众的配合下,首战金鸡山,击溃弋阳靖卫团。接着又在樟树墩等地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以后又争取周志群旅两个连起义。根据地各地党的组织经过整顿,群众觉悟提高了,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了。经过一段准备,贵余万起义也爆发了。到1929年,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包括弋阳、横峰、贵溪、余江、万年、德兴、上饶等县,组建了有5个连的红军独立团,战立了信江特委和信江苏维埃政府,进行土地改革和各项经济、文化建设。

      方胜峰会议意义重大。方志敏同志是方胜峰会议取得胜利的领导核心。

      中流砥柱

      赣东北革命老根据地,度过1928年的困难,取得1929年的胜利,进入了大发展的1930年。

      1929年4月,江西省委派唐在刚任信江特委书记,方志敏改任军委主席,在方志敏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红军独立团逐渐发展到1000余人。加强了政治工作,增强了纪律性,提高了战斗力。各县的独立营和游击队,经过整顿,也取得了很大进步。连续在弋阳团林、乐平秧畈、德兴黄柏塘等地,打了几个漂亮仗,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5月蒋、冯、阎战争爆发,进攻苏区的敌人主力大部调走,形势更加有利。红军连克众埠、鸣山、乐平、德兴、河口、弋阳、余江等城镇,占领瓷都景德镇,发展到3000余人,在乐平县众埠街成立红十军,赣东北根据地发展到乐平、浮梁、余干等地,纵横数百里,人口百余万元。根据党中央决定,成立赣东北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并将闽北划归赣东北特委领导。

      正在这个赣东北根据地大发展的有利时机,唐在刚从中央带回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指示赣东北要向鄱阳、都昌、湖口、彭泽方向大发展。他们交给红十军的任务是:占领鄱阳,威胁南昌、夺取九江,截断长江,配合全国红军会师武汉。9月,在乐平富林召开的特委扩大会议,进一步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决定,取消党委,将各级党、团、工会组织合并为行动委员会;取消地方武装,将闽北独立团、各县独立营和游击队统统编入红十军,继续执行截断长江,会师武汉的任务。

      方志敏同志以共产党员坚定的党性,坚决反对红十军远离根据地,反对地方武装统统编入主力,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实际工作中,千方百计地尽可能减少“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造成的损失。他反复叮嘱红十军军长周建屏同志要注意掌握情况,相机行动。他坚决支持黄道同志留下一部分主力坚持老区斗争的建议,同方志敏同志商量留下一个主力营,以击退敌人的进攻和蚕食。

      1930年11月。蒋、冯、阎战争结束,蒋介石纠集10万人马开始全国性的第一次“围剿”。此时党中央三中全会精神已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得到纠正。特委紧急使命红十军迅速回师,并在弋阳七星尖歼敌第五师一部,连克上饶、河口,巩固和发展了赣东北老区。尔后,方志敏同志又亲自率领红十军两次入闽作战,攻克崇安、浦城、赤石、星村,稳定和发展闽北苏区,重建闽北独立团。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赣东北执行了,也受到了损害。但由于方志敏等同志的抵制,很多事情实际上行不通,又没有完全执行。斗争中,方志敏同志是赣东北执行正确路线的代表。

      高风亮节

      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取得了粉碎敌人一、二、三次“围剿”的胜利。根据中央指示,成立赣东北省委(以后改称闽浙赣省委)。1931年5月,万永诚到了赣东北,带来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也就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批评赣东北“还有立三路线,必须彻底改变”,给赣东北戴上“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等等大帽子。指定万永诚为省委书记,部分改组了省委。

      在这次扩大会议上,方志敏同志理直气壮地指出:批评是没有根据的。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创造了红军,创造了苏区根据地,如果说是右倾保守主义,路线都错了,是无法解释的。由于方志敏和省委多数同志的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没有为闽浙赣党组织所接受,对实际工作影响还不大。

      但是到1931年7月,中央认为赣东北执行四中全会决议不彻底,派曾洪易到赣东北以中央代表凌驾于省委之上,进一步改组省委。撤销黄道同志的组织部长职务,调任闽北分区区委书记;撤销方志纯同志团省委书记职务,调任河南分区区委书记;撤销吴先民红十军政治部主任职务,调任上饶县委书记;将黄道、方志纯、吴先民排斥出省委的领导核心。尔后又撤销邵式平同志军委主席职务。曾洪易借口军队是中央的,要由中央代表指挥。提出要“执行国际路线的彻底转变”。他们反对以游击战、运动战主动打击敌人。把红军主力旷日持久地用于围攻的敌人堡垒,被动、挨打、拼消耗;他们反对按人口分配土地,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给生活出路,孤立贫雇农自己;他们反对赣东北的干部干部政策,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干部都视为异己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工作,他们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实行无情打击,并且诬篾是反革命,将吴先民等一大批经过斗争经验,在群众中有威望的好同志打成改组派。

      曾洪易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闽浙赣根据地造成了严重损失。这段期间,方志敏同志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继续同曾洪易的错误作斗争。同时致力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上,注意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1933年底曾洪易赴中央出席一中全会。方志敏同志任省委书记,又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开辟了(开)化、婺(源)、德(兴)苏区,闽浙赣根据地又有新的进展。

      然而随着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传达到闽浙赣,曾洪易随北上抗日先遣队回到闽浙赣。赣东北在方志敏同志领导下实行的某些转变又否定了。面对敌人的五次“围剿”,在“不失苏区一寸土地”,“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的口号下,红军损失很大,苏区日益缩小,形势越来越严重。这时,原来“左”得要命的曾洪易却悲观失望,企图逃跑。方志敏同志坚持反对曾洪易的失败主义,及时电告中央。中央撤销了曾洪易的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职务,命令红七军和红十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随军北上,闽浙赣省委书记由关英接任。

      方志敏同志受命于危难之时,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皖南。在皖南遇到敌人重兵阻截,部队伤亡严重,被迫撤回苏区,通过德兴陇首封锁线时不幸被浮。方志敏同志被俘以后,面对敌人屠刀,在狱中写下了《方志敏自述》、《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赣东北苏维埃创造的历史》、《我们临死前的话》等正气凛然的光辉篇章,表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为了人民

      志敏同志极其关心根据地人民,为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倾注了全部精力。

      赣东北根据地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在群众起义的基础上,创建红军,建立政权的。在弋横起义时,我们只有弋阳九区农民协会捣毁漆工镇警察派出所缴到的两条半枪(共有10条枪,其中7条土枪,3条步枪。3条步枪中还有一条缺少机柄,所以号称两条半)和吴先民同志担任横峰县公安局长时带出来的几条枪。1928年,方胜峰会议时,只有30条枪,组建一个排。那时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同志天天都在山上,不论到了哪个山头,只要派人通知一声,群众就会烧好饭菜送上山来。群众完全清楚,共产党是为自己谋福利的,只有革命胜利,才有自己的出路。因为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同志,用自己实际行动取得了群众的信任。

      大革命时期,党领导群众抗租、抗息、抗法、抗税,同土豪劣绅作斗争。窖头会议明确提出“平债,分田分地”的起义纲领。起义一开始就领导群众烧毁田契借据、没收地主粮食,并在弋阳九江进行建立政权的尝试,颁布《土地分配法》和《平债法》。1929年信江苏维埃政府进一步补充,制定了土地政策和各项经济政策。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各项经济政策的实施,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

      刚刚渡过极端困难的1928年,信江苏维埃政府就创办了第一所列宁小学,随后,根据地不断发展,列宁小学越办越多,又兴办列宁师范,还有成年识字班,工农补习学校和识字站等等,施行普及教育。各乡都办有红色俱乐部,省和分区建立了工农剧团,革命歌声遍及苏区每个角落。卫生、体育事业也逐渐开展起来。

      志敏同志所培育的革命精神和领导的建设成就,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主席称赞赣东北为苏维埃模范省。这是赣东北人民的光荣,是方志敏同志的光荣。

      记得1935年2月间,闽北分区领导机关由福建崇安转移到江西铅山。那天我们住在铅山篁村,从报纸上见到志敏同志被俘的消息,晚上黄道同志情不自禁地喊着志敏同志的名字,失声痛哭!他说:志敏同志是赣东北人民尊敬的领导人,我悲痛失去了亲密的战友和尊敬的领导人,也感到今后的担子更重了。

      作为晚一辈,我更难忘志敏同志的关怀和教诲。弋横起义时,我只有七岁,因为家里目标很大,离横峰县城太远,在志敏同志的关怀下,将母亲和我送到弋阳九区。在起义以后的艰难岁月里,每次敌人进攻和搜山,几乎都是谁见到我谁就背着走,其中也有志敏同志。1929年形势开始好转,志敏同志主持信江苏维埃政府立即着手创办列宁小学,使我们这些孩子们有学习的机会。赣东北列宁师范创办以后,志敏等领导同志都亲自担任教学。1931年父亲调闽北工作,志敏同志经常地关心我的生活、学习和工作。1934年父亲重回闽北,志敏同志又将我调到闽北工作。对我来说,志敏同志既是我十分崇敬的领袖和导师,也是我十分爱戴的长者和亲人。

      志敏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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