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五年）

    作者：徐大妹
    一、参加革命
    一九二七年，我住在景德的樊家井，爱人王节元当时在做地下工作。他经常和唐在刚、黄永辉、余金德、李杰三、柳真吾等人在一起搞秘密活动。我给他们做做饭、送关信，再就是帮他们买碘酒、做米汤，用来写秘密信。后来到了苏区，我才知道：当时，我的爱人已经是共产党员，唐在刚是中央派来的，黄永辉虽景德镇特区的区委书记，余金德是区长。
    当时，在景德镇的秘密活动，主要是搞工人运动。他们经常分头去向陶瓷工人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起来罢工。一九二七年，举行过三次罢工斗争，三次都取得了胜利，迫使窑厂老板发送了工人的伙食，由每月吃二次肉，增加到每月吃四次肉。
    一九二八年，在第四次罢工斗争中，我家老五和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徐莲（乐平人）、陈冬股（万年人）、徐木朋（乐平人）一齐被国民党关进了牢房，后来都判了六个月的徒刑。徐莲、陈冬股、徐木朋三个人，由于家里亲戚朋友凑得出钱，每家用了一百八十块银元，才保释出来，我家老五，因为家里凑不出那么多钱，就硬坐了六个月的牢。家里当时生活十分困难，我只好经常去河边拣些黄菜叶，和锅巴饭煮在一起，再送去给老五吃。后来，还是唐在刚拦济了一些买米钱。
    一九二九年，老五从年房里出来后，我和唐在刚等人到乐、婺、鄱一带地方去秘密活动过。方志敏也来过我们家。一九三O年五月，老五到弋阳去带红军来攻打景德镇。红军打景德镇，是一路化装过来的，走到马鞍山，才亮出红军的旗号。进城后，一直打进县政府，敌人毫无戒备，连枪都还码集在一边。红军没有柏树多少枪，就占领了全城。缴到的枪支有上千余，还有许多马匹。当时，革命的经济困难，攻打景德镇，也有一个筹款的目的，除了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外，还没收了一些银行、典当铺、商店，有些小商号也没收了（对于一些不应当没收而没收了的做法，方志敏在红军第二次打进景德镇时，召开群众大会，公开纠正了这种错误，并当即把一部分缴获的财物，分给了群众）。当时，缴获的金银、马匹，是用车推马驮，由景德镇运往涌山，再加固外换人运到芳家墩的。
    红军在景德镇住了三天就开拔。我爱人和红国同志都动员我同去。我有些舍不得丢掉家具、衣物，唐在刚就对我说：“不去的话，国民党来了要杀你的头。”后来，我被说服了，匆匆忙忙带了两套换洗衣服出了家门。唐在刚担心我的小脚走不动，特地牵了自己的马来给我骑。我随红军当天到了涌山桥，第二天又换土车到了众埠街。红军在众埠街休息了几天，方志敏在那里开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各县有好多人打着红旗来接头，乐平县的苏区也是这时建立起来的。当时，大会场上搭了四个台，台下四周围满了人群，红旗多得象树叶片一样。方志敏在一个台上开会，邵式平在一个台上，我家老五在另外一个台上讲了话，还叫我上去讲几句。这是我第一次上台讲话，望着台下成堆的人，我的脚杆子都打抖，讲不出几句话来，这次大会发动了群众，鼓动了群众革命积极性。会后，群众的劲头都来了，四乡都建立了苏维埃，组织了梭镖队，进行了平债分田。区、乡各级苏维埃和贫农团的负责人，都是经过群众选举的。乐平县苏区当时湾头吴家、黄柏塘（当时归乐平管）、众埠一带，下乐平还有镇桥，涌山等地方，乐平县委扎在曹溪一带。
红军经过扩军，到了芳家墩后，就成立了红十军， 这时，赣东北省也建立起来了。
    二、我的成长
    一九三O年下半年，我家老五在赣东北省工会担任常委。省工会开始扎在横峰集坂，几个月后搬到葛源去了。我在省工会做保管员。一九三O年十月，我入了党，介绍人是总务科长吴利生，还有一个事务长，景德镇人。当时入党宣誓时说：“不怕流血牺牲，刀砍头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等等。省工会的活动，大部分是在白区和灰区，一是发动船帮工人，建立工会，发展苏区对外的交通；二是派人打入工厂去做秘密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份，老五到弋阳乐河去做船帮工会工作，不断遭到敌人的暗算，与另外两位同志被捕，在弋阳县城的河对面沙滩上，老五不肯走，敌人就用禾斛把他盖住，用烟熏，接着用马刀割下他的头，又分尸四块，最后还把他的心肝肺丢到河里去。老五牺牲的消息，我是一个星期后听别人读报才知道的。第二天，交通员就送了他的包袱来。当时，方志敏派了饶玉鸾，叶火娇来，叫我到葛源去。我见到了方志敏，方志敏拿出六十块银元，劝我回乐平老家去。我不肯，坚决要求去弋阳工作。我说：“老五在那里牺牲，我就到那里去，杀掉个把敌人也好……”方志敏坚决不同意，说：“那里没有建立巩固的支部，没有苏维埃，你去很危险。”讲了二、三天后，他让我受了一个礼拜的训，就派我到德兴四区（饶坑）去做区委委员兼妇女主任。当时那里不少地方是灾区。我日夜工作，非常辛苦。那时开展妇女工作的重点是发动青年妇女。有时会也是男女老少一块开的。四个月后，我被调到德兴县妇女解放委员会当成妇部长，程冬五当青妇部长，还一个干事，搞妇妇女工作一共有三个人。德兴县委开始扎在重溪，后又所在张村、万村、五村等地。一九三O年和一九三一年，苏区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工作比较好做，当时如果有什么扩红、抚红任务，只要我们到各个村里去活动一下，群众就会自动起来，积极性非常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赣东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召开，我当选为执委，担任妇女工作；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在葛源召开了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会，我参加了省主席团，担任了内务部长。一九三四年，省苏维埃副主席汪金祥调到中央去后，我被补选为副主席、兼内务部长。
    后来，中央几次要调我和杨树兰到中央苏区去，方志敏没有答应。因为从闽北到中央苏区之间，有八十里封锁线要跑过去，我们都是小脚，跑不过去就可能牺牲，所以方志敏不同意。
    三、政权机构
    闽浙赣包括赣东北，闽北和浙江安徽的部分地区。它是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由赣东北省改名烟闽浙赣省的。当时的苏区共有十几个县，只有横峰是全县建立了苏维埃，都挂了红旗。其它各县都是白、灰区交叉腰；弋阳县城还被国民党占据。
    省苏维埃主席团是常设机构。当时省委和省苏维埃的主要领导人有：方志敏、邵式平、黄道、涂振农、余金德、汪金祥、万有群、柳真吾等；另外，军队里的主要领导人是：唐在刚、周建屏、吴先民，等等。我当时不是省委常委，但省委每次会议我都列席参加。当时开会是不定期的，一般有事就开会。
省苏维埃部一级的机构有：内务部（我兼部长）、土地部（余金德兼部长）、劳动部（余汉潮是部长，孙子贵当副部长）、文教部（叶宁是部长）、地雷部（余汉潮兼）、裁判部（柳真吾当部长）、财政部（方志敏兼部长，张其德是副部长）、政治保卫部（汪金祥兼部长，后来是滕国荣继任）、妇女解放委员会，等等。
    部一级下面设科，但人员都不多。人数最多的部只有六、七人，如我们内部有六、七人，劳动部仅二、三人（劳动部主要做白区工厂工人和船帮工人的工作）。
县、区、乡、村苏维埃的机构，也都是按宣传、组织、土地、财政、文教、妇妇女解放委员会等工作分工的。村一级还有赤卫队、儿童团、少年先锋队、妇女代表，等等。
    当时，大部分是兼职，如省里每个正、副主席都兼部长，而部长也大多数参加常委。我当时还兼了省苏维埃主席团的党委书记。
我们还有一个交通队，是探敌人消息的。这是一个要害部门，都选革命坚决的、勇敢的人参加，大多数是党、团员。
    四、内务部工作
    内务部的主要工作是：社会救济、优红、抚恤军烈属、卫生，办理结婚、离婚，还有修桥补路、组织副业生产，等等。洪竹娇是卫生科长、王丰庆（弋阳人，后在安徽牺牲）是优红科长、江白传是社会救济科长。
    内务部下面还有一个红军家属工厂，开始扎在枫树坪，后来迁到王村等地；厂长是陶文水（南昌人），副厂长是彭海蛾（乐平张家桥人）。工厂主要生产子弹带、医用纱布、绑带，还织布、打袜子、做军衣，等等。织的布是土布和麻间布。生产紧张不紧张，是根据原料情况决定的，原料一来，生产就抓得很紧。
这个厂里的工人，大多数是丈夫在红军里，家又在白区的妇女们（还有许多红军家属在医院当护士，在学校、兵工厂工作）。工厂里对她们非常照顾，如果红军部队回来，就让她们放假回去，和当红军的亲人团聚，时间上三四天、五六天都可以；等她们的亲人随红军部队走了，再回到厂里参加生产。她们中有的爱人在火线上牺牲了，我们就要去安慰和做思想工作，还发抚恤费，当时有的人要，有的人不要；有的人哭得很难过，我们就和她谈心：“革命怎么不会流血，我们的政权要保卫，就会流血。牺牲是光荣的。你是团员，要想得开，……”
    内务部工作做得最多的是烈军属工作，我们经常去各村了解他们生产情况，发动妇女、儿童去帮她们砍柴火、修房屋。对于困难户，我们还帮她们贷款、买小猪养等等。在优待劳动日中，我们帮她们下田劳动，上山割嫩叶肥田。有的妇女是小脚，也穿袜子着草鞋下水田劳动。记得有一次耘田时，一只蚂蝗叮到我脚上，我吓得双脚乱中跺，赶快叫人帮我抓掉。姚秋香（苏区印钞票的工人）笑着说：“不要帮抓，让蚂蝗爬上去……”后来，蚂蝗叮惯了，我也敢抓蚂蝗。我们虽然是小脚，但当时爬山打游击，一天照样能走七、八十里。
    五、妇女组织机构和妇女的作用
    苏区的妇妇女工作，从下到上都有组织，村有妇女代表，妇女委员，慰劳队长；乡里有妇女解放委员会，也慰劳队，担架队，队长有的是妇女犷委员会主任兼，有的是另选队长。还有送信组。送信都是由妇女一村传一村送到的；区里有妇女解放委员会，分成妇部长和青妇女部长，这两个是脱产干部，一个在党委、一个在团委办公。妇女解放委员会主任由妇女部长兼。妇女组织干事、宣传干事由委员或乡里妇女慰劳队长兼任，不脱产；县里和区里的组织机构一样，只是不作组织、宣传，生产几项工作的分工。在妇女解放委员会里，有巡视员经常下乡工作；省里做妇女工作的有十几个人。妇女解放委员会主任和妇女部长有时一人担任、有时两人担任，我当成妇部长和妇女解放委员会主任时，杨树兰当青妇部长；以后我到省苏维埃担任副主席兼内务部长。杨树兰做妇女工作时间长很，在省里做过妇女工作的还有叶火娇、张和凤、李火凤、洪竹娇等。省妇机关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一直设在葛源。
    当时的妇女工作是在方志敏同志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志敏同志认为妇女占苏区人口的一半，妇女的力量很大，一定要发动妇女群众。他对妇女干部的培养很重视，妇女干部不识字，他布置工作时一点一滴都交待清楚。在他的领导下，于一九三二年，省里开办了二期卢森堡团（为纪念德国革命家卢森堡而命名），培养训练妇女骨干。杨树兰是团政委，团长一期是洪竹娇、一期是叶火娇担任。每期都有几百名妇女学习，其中绝大多数是团员，训练时间一般是三个月左右，出来分别做白区工作、士兵工作、医院工作，或者到地雷厂、兵工厂打子弹壳、装子弹。其中还挑选了一些大脚的、身体好的到政治保卫局去做卫队工作。有些有文化的妇女，还调到学校去当教师。此外，共产主义学校、团校都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学员是妇女，其它各种学校都有妇女参加。由于党和方志敏同志的教育和关怀，妇女干部思想提高很快，都能吃苦耐功顽强地工作。
    妇女当时发挥的作用有：
    （一）狠狠打击敌人。那时敌人进攻苏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连坐月子的产妇都遭强奸，有的甚至用铁条通妇女的下身，有一个姓徐的妇女，就是被敌人钉住双手，割奶割死了的。群众非常恨国民党，妇女也想了各种办法，配合红军消灭敌人。如埋地雷、栽竹钉等。当时老少分工，老年妇女搓麻绳，青年妇女削竹尖，把竹子削得两头尖尖，放在锅里炒过，再一头钉要松木板上，在敌人快到以前，把钉了竹尖的板，埋到敌人要经过的路上，扎烂了敌人的脚，阻止敌人前进。妇女们还在门口、灶前、水缸边埋地雷，打死了好多敌人，吓得敌人不敢乱动。还有的妇女，在食物中放上毒药、在果品里下“三步倒”药，毒死了许多敌人。因为敌人太毒辣，才迫使我们想出这么多办法对付他们。
    （二）参加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作战。妇女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上火线去，送子弹、送茶送饭、抢救伤员。德兴县有个妇女背着孩子到火线送饭，结果被敌人一枪把孩子打死了，她还继续到火线上去送饭（她儿子也被评为烈士）。打夏家岭，打了十多天，妇女天天都去送饭送茶，决不让战士受饿。因为敌军的士兵都没有饭吃，所以我们的战士吃饱了就向敌人喊：“老表，过来吧，我们这里有吃的……”妇女担架队冒着炮火抢救伤员，抢下来以后，就给伤员泡白糖水喝，有个战士子弹打在腿上，痛得难受，妇女就用嘴把子弹吸出来。妇女对红军是非常爱护的，而对敌人非常仇恨。她们看到穿短裤、打洋布裹腿的伤员，就知道是红军战士，把起就走；如果看到把裤脚打在里面、打卡机布裹腿的，就认得出是敌兵，就不抬走，有的胎起来就把他翻到山沟里去。方志敏在表扬妇女时说：“妇女恨国民党，把他们伤兵丢下山沟，这是觉悟高的一面，说明对敌人仇恨；但是，敌人的士兵也穷人，我们还应该救他。”（我们一向对俘虏是宽大的，请他们喝酒，妇女给他们唱歌洗衣，找他们谈话，他们愿回去就让他们回去，每人还发六元路费。由于我们政策好，宣传工作做得好，有好多俘虏来的士兵，都不回去了）。
    （三）扩军。扩大红军工作，真是做得热烈得很，那时扩军对象多半是十八——二十四岁的青年人。由于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宣传共和也做得好，四上方志敏同志威信高，群众知道是在方志敏部下当兵，所以都愿意送亲人参加红军。当时参军，老人给儿子、妻子给丈夫、哥哥给弟弟带红布球，背着包袱，边送边唱歌，一直送到区里。妇女们都会唱：“送郎当红军，革命要坚定，你去前方，坚决打敌人，……”记得我到弋阳烈桥去做扩军工作，带回来七、八十个青年，都是团员，后来没有一个退回去的。方志敏表扬了我，唐在刚还讲：“看来小脚还不错呀！”这七、八十个人后来全部送送到红三十师去了。当时青年人参军没有顾虑，报名很踊跃，文书上名字都上不赢。
    （四）站岗放哨、送信、探听敌人消息。妇女还到白区去送信，象饶玉鸾就常把信藏在头发里送出去；有的妇女在南瓜里、棉衣角、鞋底内都藏过信，使敌人检查不到，把信送出去了。
    （五）妇女搞生产。苏区对生产很重视，抓得很紧，妇女主要参加积肥、割草，还参加生产突击队、生产冲锋队。弋阳、贵溪、横峰的妇女从那时起，开始有了割草、积肥的习惯。
    （六）优待军烈属。那时对红军家属照顾得很好，家属在白区的，就把她们接到苏区，送她们到红军家属工厂织布、打袜子，年幼的送到列宁小学读书。在苏区的家属有优待烈军属劳动日，包种土地，每人三亩田。干部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都是去给烈军属耕田做事。对没有劳动能力的烈军属，还帮她们洗衣服、打柴火，过年过节还送送肉去慰问。
    （七）妇女搞运输。后来形势紧张的时期，敌人封锁得很紧。妇女在艰苦的环境中，没有一个支援的，仍然坚持工作。敌人封锁的主要是盐和西药，盐当时二元一斤（可买一担谷）。妇女就到白区去运盐，有的妇女假装送殡把盐运进来，有的在南瓜里装盐、装西药运进来，还有的买挂面回来当盐吃，解决了不少问题。
    （八）妇女慰问红军的作用很大。当红军打了仗，回到葛源、集坂、芳家墩、漆工、烈桥等地休息时，妇女们就敲锣打鼓欢迎，并送鞋、送鸡、送蛋、送咸菜和整只整只的猪给红军，许多东西都是妇女群众自动拿来的。
    当时，妇女工作十分活跃，到哪里哪里就有歌声。我还记得一些歌，其中一首是《妇女解放歌》：
    一清刊起来，做到日落西，
    风吹又雨打，一世受人欺。
    真是不自由，真正可怜呀，
    劝我妇女们，快快觉悟起。
    字又不会写，书又没有念，
    拿起了算盘，又不会来算。
    地主与豪绅，剥削我穷人，
    挑拨加离间，破坏我团结。
    我们要热心，加入工农兵，
    共产党领导，妇女得解放。
    我们都来唱，《妇女解放歌》，
    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
    做妇女工作有些事也很罗嗦，开起会来，有带小孩的，有带鞋底来打的，小孩打架、哭哭闹闹的也很多；开完会后，又有婆婆告媳妇的、又有媳妇女讲波婆厉害的。这样，我们就要下去做婆婆的工作，又要做媳的的工作，搞好团结问题，还要宣传革命道理。当时是哪村有问题，就到哪村去工作。妇女们的积极性都很高，一有任务就抢着做，比如布置搓麻打草鞋任务时，大家都抢着做，有的说愿意贴布、有的说愿意拿麻聘为，还有的表示愿意同别人合伙做。所以每个县的任务都是超额完成的。
六、白区、灰区的工作 
    我们不仅做苏区周围几个县的工作，而且把工作做到皖南和浙西南去。担任白区工作的妇女同志，多数是从卢森堡团学习后支的，从党校团校学习后支的也有。剪了头发的就梳起假，通过回娘家，走亲戚、拜干娘的关系去。因为敌人都知道我的名字，再加上我的眼睛一只大一只小，面相容易被敌人认出来，所以我没有去做白区工作。饶玉鸾的脚大，适合做白区工作，首先是发动贫雇农，以他们为基础进行工作。再一个就是买子弹、西药、布匹、白糖、盐、雨伞等等。有的人把盐、子弹、西药装在南瓜里带进来，有的装在棺材里抬进来。白区工作还有一个是做敌军士兵工作，一般是通过俘虏提供线索，再派人去宣传：“兵不打兵，穷人不打穷人。”宣传苏维埃政策，什么“苏区每人三亩田，讨老婆不要钱”等等。还在敌军中唱宣传歌，唱骂国民党的歌，许多妇女为了便于和敌人打交道，还学会了打牌。通过这些工作，有时把敌军士兵一排一排都做做过来了。象杨莲花，还有一个姓罗的。那个湖南师的一个连，就是做了工作起义过来的。
    灰区就是游击区，白天是敌人的，晚上是我们的。在灰区开展工作，是用对比的方法。开始是做青年人的工作，接着再做老年人的工作。对比宣传的方法是把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士豪劣绅的剥削压迫，跟苏区的生活相比；宣传共产党的公道，没有剥削压迫；当红军是保卫自己的政权，是自愿去的，不象国民党军队那样抓壮丁。对青年妇女，我们宣传苏区的婚姻法，自由恋爱，不受公婆打骂，不受丈夫压制，有经济权，养鸡养猪的钱，自己可以支配，等等。
    在白区的组织都是单线联系的，保密得很。
    七、群众关系和干部作风
    当时，方志敏同志再三再四地讲：“群众是水，我们是鱼；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他对干部很关心，从不发脾气。干部做错了事，就很耐心地指出来。他发脾气最大的程度，就是双眉一皱，说：“这件事不是这样做的嘛！”他从来不骂人。我一辈子都要学习他的工作作风。
    当时干部之间很团结，同志之间很亲密。干部之间在会上互相提了意见以后，会后没有隔阂，更没有报复；当时同志和同志之间，根本没有“恨性”，工作受了苦、受了累，也没有什么怨言。
    党的生活也过得勤，每个星期都开一次支部会，就是到了晚上九、十点钟也要开。党员交党费，不规定你交多少。交几分钱也可以，只说明你记得党、没有忘党的事业。
    当时干革命，大家根本不考虑自己家里的事，没有私心杂念，什么老婆、孩子怎样安排呀、工资待遇呀，房子照顾呀，根本不想，而是一心考虑怎样扩大红军，怎样保卫苏维埃，怎样去做革命工作，脑子里装的不是个人的吃好、穿好，或者做一件什么好衣服，而是时时考虑：“我的这支左轮不好，怎样去缴两支好枪。”我在刚参加革命时，还有农民意识，舍不得丢掉家俱、衣物，后来，特别是爱人牺牲后，我再没有考虑过吃呀、穿呀，而是一心扑在了革命上。
    对于男女关系，当时非常严密。在游击浒台，经常二、三个男男女女睡在一块，根本没有什么问题，作风都很正派。对于贪污行为是很严格的，贪污了二块银元就杀头，在众埠就杀了一个事务长。
    在待遇上，省级领导和群众都是一样。食堂里吃什么，就都吃什么，没有什么特殊化的。省里干部到区乡苏维埃，根本没有什么摆一桌饭菜的，群众吃什么就一样吃什么。方志敏同志有肺病，也没有什么特殊照顾，只是当作病号，每天照顾二个鸡蛋，有白糖就放点，没有就放点盐。群众和干部之间，只有职位上的高低之分，没有生活上的高低之分。
    八、经济、文教事业
    当时的经济来源，一是发展苏区生产，二是红军打仗筹款。当时，苏区已经分了田，每人三亩，有的地方田多人少，也有分五亩的，割禾时，一家都要收十几担谷。苏区内，还办了石印厂、地雷厂、兵工厂、消费合作社、药店、红军家属工厂，等等，还有自己的银行。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印发了苏票。米票也发行了，是用一升、二升计算的，拿到了米票，随便到哪个村都领得到米。另外，副业生产也搞得很好，那家都养几头猪（猪肉一块钱干斤）。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食盐、西药比较困难，我们就用打土豪缴到的金子、银元、布匹到白区去换。
    记得打浦城以后，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钱重的金戒指、发了一套衣服。但当财政紧张时，夏天我们就把棉袄的棉花抽掉，当单衣穿。
    文教方面，我参加过共产主义学校（也是训练班）第三期的学习。当时校长是涂振农（后判变），叶宁也兼过校长。还有团校，关英当过校长。卢森堡团是妇女学校。军事学校有红军第五分绞。还有列宁师范、列宁小学。列宁小学是村里的小学。夜校都是晚上用铁篮子点松明上课的，地点有时放在晒场、院子里。那时还有识字班。记得有一次我伏在桌子上学写字时，不知方志敏什么时间来到我后面，突然说了一句“咦，错啦”把我还吓了一跳。
    九、王明“左”倾错误的罪恶
    曾洪易来了后，闽浙赣苏区遭到很大的损失，他今天把这个打成“AB团”、明天把那个打成“AB团”，把人抓起来，二、三天后就再也看不到了。记得枪毙吴先民的事，开了两天会，方志敏跟曾洪易争论得嘴上白沫都出来了，嘴唇也气青人，两人都拍了桌子，把一张长方形的破桌子拍得砰砰响。当时曾洪易把吴先民笔记本上写了名字的区委书记，区长都逮捕起来，当作“AB团”，方志敏说：“哪个人做工作，不在笔记本上记名字？”曾说“吴先是‘AB团’的头子，所以笔记本上的全全部要抓。”曾还向中央打了报告，逼迫方志敏写检查。（当时有这方面的文件，我一直保存到解放后，可惜文革中遗失了）。杀害吴先民的时候，曾洪易组织了群众去，吴先民打着赤膊被绑在葛源的樟树下。方志敏上了一下台，下台眼泪都落出来了，随后他回村去了。
    吴先民临死前高喊：“我是冤枉的，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杀害吴先民后，曾洪易他们还逼怀孕的吴行民的老婆改嫁（周嫦娥）。周不肯，他们说：“你不留恋反革命……”
    当时在乐平县，从县委到县苏维埃的干部，全部被当“AB团”逮捕了。徐跃是乐平县最好的笔杆子，还没入党，方志敏就调他去当秘书，他也被曾洪易杀害了。群众看见这样搞，心都寒了，意见很大，有些人就不肯下山，对曾洪易执行的那一套非常痛恨。为什么我们从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局部围攻，枪不多，大多数是用梭镖、鸟铳、地雷的还战胜了敌人，而第五次反“围剿”就失败得这么快呢？这就是王明“左”倾错误的罪恶。
    十、艰难的岁月
    一九三四年九月，红军要冲破敌人的包围北上抗日。方志敏在枫树坪开了党的会，又开了一个群众的会。方志敏难过地说：“我舍不得离开闽浙赣的人民……我们要创建新的苏区，这里留一部分人，能发展还是发展，你们不要忘苏维埃，要白皮红心，要做谷种，不要做烂种……我们要回来的，红军要回来的……”省委留了刘英同志代替省委书记；省苏维埃留了余金德和我，还有占金魁（政治保卫局长）。方志敏布置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发动群众，收集枪支，坚持游击，打击还乡的土豪劣绅。
    红军从葛源走后，我第二天还赶到德兴重溪送行，看见方志敏正在编队伍。我从重溪回到葛源，和各个部留下的人一起，开会商量了疏散工作，处理了文件，又到地雷厂、兵工厂、医院去，把铁的机器设备埋藏起来、木制的茂在山棚里。伤病员都安排到各个村里去，有安一个的，也有安几个的。难民团的群众，都是白区过来的，能回去的，都动员回去，还发给他们米票、路费。我们把粮食都埋藏起来。
    后来，我们开会把苏区十几个县划成三个战区，第一战区是余干、余江、万年、东乡等县，指导员是关英。他名义上负责，人没有去，由县里人负责；第二战区是婺源、乐平、波阳、德兴等县，指导员是余金德；第三战区是弋阳、横峰、贵溪、玉山、广丰等县，指导员是我。我们都带了一部分游击队上山活动，关英带着那部分是驳壳枪队。时局一天比一天紧，敌人每到一村都筑碉堡，群众的衣物、耕牛、粮食都被敌人抢光了。我们在山上只能吃杨梅、野菜、芭蕉兜，或者用白水煮笋吃。开始，我们还下山和敌人打仗，袭击敌人的炮台，但越打人越少，派去送信的人，往往人和枪都不回来了。原来我们一共七、八十个人，到了横峰关田山后，只剩下五十多人。
    一九三五年，涨了最大的水，天上下雨，地上敌人搜山。我们在山上几天吃不到一餐饭，衣服破了，用野麻扎一下，人都成了野人。当时，余金德带了一部分游击队去德兴，说去看看支部还没有，还说等建立了新苏区再来接我们。他叫九区的区委书记黄福文帮我在山上搭了三个棚，这时，我身边只有十二个人了。一天晚上，好大的月光，敌人来围攻，几个同志牺牲了，我的左臂挂了花，滚下山去，腿上也挨了一枪。我的警卫员带了花被敌人捉去。他对敌人说：“我是送信的，你们补我一枪吧……”。因此他始终没有讲出我来，所以我才没有被捕。我爬过了一座山，鞋也掉了，腿也爬麻了，四处拍巴掌（联络信号）都找不到同志。在喝泉水时，碰到两割禾的群众。他们给我吃了点饭，又给我一双鞋，我也给了一块银元给他们。在山上又坚持了二天，后来被反动派搜山捉去，先是押到横峰敌人师部，以后又押到南昌和缪敏等人关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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