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觉哉

      我一气读完了方志敏同志的《狱中纪实》。

      我不认识方志敏同志，但读过不少他写的东西。那是在瑞金中央苏维埃，经常接到赣东北苏维埃寄来的文件，那些文件都是用农民易懂的字句，写出人们的情绪和确实可行的办法，以解决当前的困难问题，指出奋斗的光明的远景。无疑这些文件是方志敏同志写的。这些文件如现在还在，是整工作人员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一付圣药，可惜我携带的一份，在长征中遗失了。

      １９５１年，在老根据地革命文物展览会上看到一份文件——《各地苏维埃工作条例》。条例上写着：

      建立巡视制度，各级苏维埃要以三分之二的人经常去巡视，三分之一的人留机关负责全部领导工作。到各地巡视的人，现去与回来的时间要大致相同。出去要带一两个新同志去学习，回来要带一两个积极勇敢有学习精神的新同志转来。”“发现某一个政府或某一个部门的工作薄弱，即组织最积极忠实的同志为突击队，临时去增加其力量，致将该政府或部门的工作整理强健为止。”

      这个文件，我以为是赣东北的。１９３４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德兴县一个同志告诉我：德兴县苏维埃１３个干部，经常只一个或两个干部守机关，处理日常事务，其余都出发在一定的区乡工作。工作一个时期，都回到县里汇报、讨论，作出下一时期的工作计划，又都出发去原地工作。这样，人民的意见和政府的决定，交织在一起，政府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也交纳在一起，工作效率很高。不仅在敌人的残酷进攻下能打胜仗，而且在极艰难的情况下能把人民的生活提高。那位同志又说：我们创造了很多武器，如挨丝地雷、拉丝地雷，踏发地雷等；监视哨很严，敌人一动作我们就知道，并立刻传到各处。人民的生活已大大改善，白米饭、猪肉，都能吃到。大都制了新衣服，穿补巴衣的很少，只住房还是旧的，不是无力修，而是战争紧张，防备敌人万一能攻入。

      这样的成绩，不仅赣东北省，其它苏区也同样有。照方志敏同志的信，仍拿敌人的话来说罢。１９３４年我们维持秩序获一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萧淑宇随军写的小册子，他是随国民党第５２师进攻过湘赣苏区的。他说（书已不在，只能记其大意）：我们（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没有有；共产党有经济政策，他们虽然没有洋货，但日用品并不缺乏。共党的小学教育虽不高，但确已普及，每个村子都有列宁小学，祠堂庙宇做校舍，校长是农民，教员是知识分子，校长是义务职，教员除吃饭发寒暑衣服外，每月只零银洋一元，但他们都很尽职。于是萧淑宇感慨系之地说：我们（国民党）说教育普及多少年了，总归咎于两个财（才）字，钱财与人才的不足，难道共党的财与才胜过我们吗？但他们确已普及，这是我们（国民党）应该自愧的。萧淑宇说：共区人民能互助，被剿共军赶走的农民，到另一地区即得到安置，强壮的参加生产，老弱的给予招待。而我（萧自称）看到自共区逃出的“难民”（指地主豪绅）却流离失所，少有人理睬……。

      我们当时看了这本书，说的都还实在。但共区既这样好，为什么还要下死力围剿呢？这就是阶级斗争，为着保全少数人的剥削生活，不惜与正义为敌，与人民为敌，不惜投靠帝国主义，断送自己民族国家。因而也就知道，劳动人民要得解放，必须彻底打倒敌对阶级；在得到解放后，又必须对敌阶级实行专政，防止其死灰复燃。

      话得说回来，方志敏同志在黑暗的监狱里，疾病、饥饿、虱子、臭虫折磨不了他火热的心。他存在一天，存在一小时，存在一分钟，就要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一小时以至一分钟。他写了很多东西，除这本《独中纪实》外，我还看过《可爱的中国》及写给党中央的长信。他总想把自己做过的、经验过的、想到的留给后死者，来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可惜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只写了一个序言，英雄的方志敏同志就在蒋介石的枪声中倒下了。这些狱中著作得以保存，可以看出方志敏同志到处和群众打成一片，以革命的无比的忠诚，感动群众为革命的帮助者。他说：“我以为是枪毙我们四个，赶快将一些零碎文稿检好，塞入壁上脱开裱纸里。（我与一个人约定，我若突然被提出枪毙，他就会来此处拿取的。）”这一个人是谁？在漫长的恐怖的岁月里——从１９３５年到解放，保存这样可贵的文件，一直有一个很值得叙述的艰苦的经过。方志敏同志的著作，包括大革命时到赣东北苏维埃时，党和政府的文件，可能还能找到一些。我希望江西省党政注意搜集出一本较完整的书，不仅是纪念烈士，对于中国工人阶级，青年一代的教育，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对于共产主义教育，其帮助将是很大的。

      本文选自158年１月24日《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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