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英

    1935年8月6日，我的父亲方志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昌，距今整整50年了。父亲英勇牺牲时，我才5岁。虽然那时我对周围发生的一切还不能理解，但是，童年时父亲对我们的慈爱和教育留下来的印象以及从母亲、长辈、父亲的战友及弋阳县乡亲们口中听到的父亲的故事，尤其是我后来长大了，经常含着热泪读着父亲狱中写出来的那些震撼人心的作品，却都象刀刻般的久久地留在我的脑海里，陪伴着我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

    父亲原名方远正，乳名正鹄，由于天资聪慧，改名志敏，取号慧生。他于1899年阴历七月出生在弋阳县九区漆工镇附近湖塘村一个世代农民家里。这地方与德兴县毗连，是个风景秀丽，山水如画的山村。祖父方高翥、祖母金香莲都是农家人，他们用自己的乳汁和勤劳、俭朴、善良的美德养育了英雄的儿子。小时候父亲就跟随祖父在田间劳动，后来他到私熟读书，一放学便帮着家里放牛、砍柴、割草、样样都干。父亲在家中还有姐姐方荣年，弟弟方志慧。

    处于革命前夜的中国农村广大农民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湖塘村共有80余户，其中欠债欠租、终年不得温饱的就有70余户。由于生活贫困，卫生条件自然谈不上，每年都有不少小孩子染上疟疾死去。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的我父亲感受到农民身上所遭受的种种灾害，对于那些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的贫官污吏、地主豪绅十分痛恨。离湖塘村两里许的漆工镇街上有三家地主兼工商主，其中一个叫邵襄臣的恶霸巨绅，经常欺压农民。这个邵襄臣家里共1000多亩土地，租给贫苦农民种，不但每亩土地收二石到三石的租谷，还放高利贷。所放的债叫做翻番钱，见日见月算息。谷价高照谷价算息谷价跌照钱价算息。因此，不到几年功夫，就用从农民身上盘剥来的钱再买了1000多亩土地，造了几十幢房子，还开了杂货、布匹、糕饼、豆腐、宰猪等作坊，无所不包。尤其骇闻者，有一个仙湖村的农民，赊了他一匹皱纱（约值当时现洋一元左右），因为当年没有到该农民家收帐，农民以为他店里忘记了。那知过了一二年后，邵襄臣一算帐，利上加利，息上加息，用翻番算的方法，竟把这个农民家里一幢房屋（约值银元200元）硬是给算去了，逼得这个农民无家可归。听到这件事后，父亲十分气愤地说：“这个恶霸，总是一天要死在我手里。”所以在1926年冬，北伐胜利，党部公开，父亲在南昌省党部任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时，即下令把邵襄臣这里先行封闭，逮捕解省法办。

    父亲生长的时代，正是中国革命前夕。当时的中国，江山破碎，国弊民穷，外受帝国主义加紧的侵略与瓜分，内受民族败类卖国求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民族正处在危亡之中。年青的父亲在这长夜漫漫，天昏地暗的地方生活着，受着压迫和耻辱地生活着，成长着，逐渐不安于这黑暗的时日；在帝国主义侵略，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中国到处都是黑暗的。黑暗的九区！黑暗的弋阳！黑暗的中国！父亲憎恶黑暗，渴望着光明，他开始为光明奋斗。他说：“假如能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那我又何惜我这一条生命！”父亲为光明奋斗了一生，直至被俘入狱，直至被杀而死。

    父亲从小养成的嫉恶如仇的性格，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使他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表现得十分紧张、勇敢，与邪恶势力不妥协。17岁时父亲便组织了“青年社”与地主豪绅斗；18岁时，日本提出灭亡中国“二十一条”的消息传来，正在弋阳高小读书的父亲便立刻和同学们一起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他到南昌甲种工业学校就读后，因对校内的腐败情形不满，组织起学生自治会，要求进行改革，被学校无理开除，从而激起了全校驱赵（校长）的学生运动风潮。

    另一方面，对待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工农劳苦大众，父亲则是十分关心，十分同情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本身就出身于劳动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感情是固有的。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紧张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由于他关心群众，了解群众，掌握了群众，对待群众诚恳、和霭、热情，所以干部和群众都爱和他接受，把他当成最亲密的朋友。而他也就能从群众中及时了解到他们渴求解决的问题，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加以解决。他经常强调，“一个真正的群众干部或领导人，就是善于把党的正确意见变成群众的意见……’对于那些对下级、对群众不关心、不了解，只知道采取强迫命令方式或官僚主义态度处理问题的干部，父亲是不能容忍的。赣东北根据地成立之后，一段时间，农村中曾有过开会过多的现象。听到群众的这种反映，父亲很快采取了措施，指出：”会当然不能不开，但要看群众是不是切身需要；不是切身需要的如拥苏反帝宣传会要少开，或者结合在群众切身需要开的会上讲讲；但是对群众需要的如查田会、扩工红军会等一定要开，这种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不经过群众开会解决是错误的“。他还要求，就是这些非开不可的会，也要尽量安排在农闲或空桥头的时间举行。而且每次会议，力求简短，讲求实效，避免空谈政治。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正因为父亲同人民群众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关系，使他在人民群众中建立了崇高的威信。

    解放后，我几次回到故乡，都深深地感到感受到人民群众对父亲无比深厚的感情。那些当年苏区的革命群众、灵卫队员、红军指点员，都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有的子孙绕膝安度晚年，有的在敬老院里过着幸福的生活。尽管他们都已年老体弱，但是一讲起当年方志敏领导下的革命战斗生活，一个个都是喜形于色，争先恐后，滔滔不绝。志敏同志的头发是怎样梳的，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在什么地方讲了什么话，一切都说得那么清晰，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讲到动情处，不少人还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常想：岁月流逝，为什么父亲的形象在这些老同志的脑海里依然是那样鲜明，这正是因为他从不把自己看成救世主，而是努力当好人民的公仆；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不是为了谋求自己的一点点私利，而是全心全意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求解放、谋幸福，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正是因为如此，他的精神生命力才能延续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以至永远。

    母亲曾亲切地回乙这样两个故事给我听：

    在赣东北中心的葛源期间，父亲工作很忙，回到家里总是看书、阅报告、写文章。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忘带我出去散步（至今还有人记得他牵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在葛源街上散步的情景），路上给我讲这个讲那个。有一次开什么大会，父亲把我带去了。待到父亲在台上讲话时，我却不知什么时候溜到了台上，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学做讲话的样子，手舞足蹈，惹得台下哄堂大笑。父亲开始不知怎么回事，回头才发现了我，看着我那天真的样子，他也会心地笑了，有位红军叔叔赶快上台把我抱了下来。

    另一次，苏区剧团在红军五分校场地演戏，我们全家都去看了。回家后，父亲接着伏桌工作，我和弟弟方明就在床上按着戏的内容自己演起来：蚊帐拉开，宣布演戏开始。弟弟既然是“汉奸”，当然不客气地用一根布带把他捆起来，推着从闲里头走到床前头，大声的地喝令他跪下。他不跪，就强制他跪，于是弟弟“哇”地哭了起来。这时，父亲早已回过头来和母亲一起看着我俩表演。当看到弟弟哭了，假戏演成真戏，父亲高兴地称赞说：“演得好！演得好！演得象呀！”

    父亲对母亲说过：“这个孩子是聪明，做什么象什么，我小时候没有他这样活泼。我们得好好地培养带大他们。”

    父亲经常把我带在身边，甚至北上抗日出发时，他还想带着我一起走呢！

    可惜，我在父亲身边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不久，父亲就北上了。

    父亲被捕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和残酷迫害根据地人民。母亲缪敏不久也被捕了，并被敌人判处了无期徒刑。敌人甚至连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不放过。那时我住在弋阳外婆家，他们派了几个士兵到缪家村抓我。那天下着雪，我怎么也不肯走，哭着在雪地上打滚。乡亲们看到这个情景，不顾危险出来同士兵讲情。敌人看着没办法，只好让外婆带着我去县城坐牢。才4岁的弟弟方明当时住在德兴姑姑家，也由姑姑陪着被押到上饶、弋阳来了。我们被关押后，乡亲们为了救出方志敏的“崽”，不怕受株连，多方奔走，设法营救。由于我们实在年幼，无罪可言，敌人害怕激起民愤，在关押了几个月之后，由乡民们具保，不得不释放了我们。临走时还要我们“随传随到”。

    就在这段时间，父亲即使在狱中受尽种种磨难，但也还惦记着我们。他痛心地说：“我失去了自由，妻和儿子哪还能顾到，我只有抛下他们。”为了革命，为了千百万劳苦大众，父亲牺牲了他个人的一切。尽管了失去了自由，尽管死之的阴影时刻笼罩在头上，但是父亲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始终没有一丝动摇，而是针锋相对同敌人开展斗争，这一点在留下的文稿中有着十分生动的反映。在那时，我们一家的处境非常困难。但是，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我们。抗日战争爆发，国共达成协议，形成统一战线。经八路军办事处项英、陈毅同志亲自出面交涉，母亲才被从监狱释放出来。闽北省委决定要我母亲带我和弟弟去延安，妹妹方梅寄养在农民家里（小弟弟方兰已在五次“围剿”躲山时病死了）。1938年春末夏初，我们母子三人历尽艰难，千里跋涉，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来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到延安不久，毛主席还亲自接见了我们。那时我已经8岁了，当时的情景至今难忘。

    我们从城里的西北旅社出发，步行去杨家岭，来到毛主席住的窖洞前。毛主席笑容满面地在门口迎接我们，进屋后，又拿出饼干和糖果招待我们。谈话中，毛主席靠近我们小孩子，弯下腰来用手摸站我的头问：

    “你知道你爸爸是谁吗？”

    我想毛主席还会不知道我爸爸，他一定是故意问我的，便仰起头回答说：

    “我爸爸是方志敏，你还不知道？”

    毛主席听了连连点头高兴地说：

    “是的，我知道，我知道的！”

    他亲切地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本领，长大了，为爸爸报仇。

    在延安，党的其他领导同志，以及中央组织部同样关怀我们。我们开始受到正规的教育和革命思想的熏陶。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我们跟随队伍离开延安，步行千里，越过封锁线去晋冀鲁豫地区，随刘邓大军第七纵队（司令员杨勇）行动。1947年，在父亲就义后的第12年，我们在革命队伍里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同年，我俩随邓小平政委和边区政府杨秀峰主席乘坐两辆美式中吉普（战利品）由前线返回太行山区，党把我们送进中北大学工学院学习。1949年中央的同志派人接我们去北京，以后又送我们去苏联留学。我们在党和人民亲切的关怀和教育下，终于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政治觉悟的专业人才，在革命前辈开创的事业中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最后，我引用父亲的战友，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粟裕同志在1955年2月17日给我母亲复信中的一段话来作为结束语：

    “……想起志敏同志的牺牲，使我们觉得无限伤感，但加忆起他的伟大而不朽的精神，又给我们以极大的鼓励。我们正是继承了他的遗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足可安慰志敏同志的英灵于地下……”。

    粟裕同志的话情真意切，符合历史的真实，表达了很多老同志的心声，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感情。

    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无尚的光荣。同时深感更应以父亲为榜样，为党的事业尽职尽责，努力工作，不愧为父亲的儿子。

    本文选自弋阳县纪念方志敏烈士就义50周年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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