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式平   汪金祥    胡德兰等

    前言

    闽浙皖赣(赣东北)的党，自产生后，即参加了大革命，领导了闽浙皖赣轰轰烈烈的苏维埃红军运动，经过了三年艰苦困难的游击战争，然后走向了抗日战场，成为新四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宝贵的经验和血的教训是很多的，但由于现在延安的同志不多，其离开赣东北时间前后不同，且无任何成文材料作参考，我们这一文件，只凭邵式平、汪金祥、胡德兰、徐连娇、缪敏、毛彪、聂显书、陈禅元、范式人、张捷勋、林辉山、刘先、许威、江天辉等同志的回忆，经过几次座谈写成的，挂一漏万，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记者及同志们予以补充、指正，在文字和抄写上得了杨超与钟永骥二同志极大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一九四五年三月写于延安

    第一、闽浙皖赣(赣东北)共产党的产生和参加大革命(自开始至二七年八月)

    一、闽浙皖赣的社会特点

    闽浙皖赣地区，位在几省交界，山多地偏，经济落后，政治复杂，特别是接近第一次大革命的前几年，社会经济政治起着迅速而剧烈的变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个地区还是自然经济的封建社会。农村是人人穿土布，家家有纺车，城市还是土产品相交换的市场。当时封建势力、地主、士绅、官吏，统治着农村和城市。大战开始后，情形大变。农民成为小商品生产者，在城市洋货洋东西越是大量的输进来，米、棉、麻、丝、茶等原料越是大量的输出去，城市越成为土产品与洋货的交换市场。政治上变为以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北洋军阀统治，普遍深入，所有城乡的统治机关，连一个极小的警察派出所，都为北洋军阀官吏所占据。兼商人及高利贷的封建地主士绅又与之结为一体。苛捐杂税，无奇不有，贪污腐化，无恶不作，横行霸道，如狼似虎。因此，大大地尖锐化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封建地主与广大人民的矛盾，特别是尖锐化了广大人民与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

    在这样的情形下，加速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工人的失业，农民的破产。于是农村骚动，械斗之风甚炽，打官吏，抗捐粮，闹“赊帐”，土匪蜂起，闹“红枪会”，谣传“真命天子”起义等等事情，层出不穷。

    闽浙皖赣社会的这一变化，是中国社会将近百年的变化，缩短成为数年的变化，因此是迅速而剧烈的，这一变化的时间，又正值大革命的前夜，这就造成了闽浙皖赣社会的改革根源。

    二、共产主义与闽浙皖赣群众的相结合——共产党的产生

    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经济变化，文化方面也逐渐开明起来，以前一般人认为读洋书，学洋务究非正路，现在也认为读洋书有用了。富农、中农、中小商人与小业主们的子弟，到洋学堂去读书，逐渐多起来了。“五四”运动震动全国，影响所及，闽浙皖赣的一些城市也激动起来，特别是那些学生们，愤激异常，整队游行，高呼“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口号，这时方志敏同志是弋阳高小学生，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得与组织者。“五四”之后，外出到省城、上海、北平求学的学生逐年俱增，大城市的革命运动与革命思想，经过这些沉重不断传播到地方，引起了地方上新旧学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革命思想与反革命思想之争。这些学生中，许多先进分子在外接受了共产主义，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如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经过他们，共产主义思想传到地方学生群众中，而地方学生又传播到农村，共产主义便与闽浙赣广大革命群众开始相结合。

    方志敏同志于1922年到上海，加入共产党，23年便与赵醒农等同志回江西。创造江西的党，他团结了一部分青年在团的周围，组织江西改造社、出版《新江西》宣传革命，汪群、黄道、袁孟冰同志这时均为该社社员，1925年方志敏同志回弋阳，又在弋阳高小组织弋阳青年社，当时有黄镇中、汪明、邵伯平、舒翼、方志纯、杨立程等加入，并从中吸收一部分人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年秋，黄镇中、饶克恭等即在漆工镇一带做农民运动，发动了农民反大地主张大纲的斗争，组织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在闽浙皖赣开始诞生。

    1926年秋，北伐军入江西，革命浪潮更加高涨，南昌、北平等地学校不能开课，许多党员在此时机回到地方，进行农民运动，建立党的组织，如邵式平同志首先与方志纯、雷夏、黄镇中、舒翼、胡德兰等组织弋阳县共产党支部；黄道同志与吴先民、邵棠、邹秀峰、李穆、黄端喜等组织横峰共产党支部，其他如贵溪、景德镇等地亦开始有了党的组织。

    科学共产主义，经过先进知识分子传播到城市、农村与广大劳苦群众相结合，就产生了革命力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许多山地，落后农村与城市虽不能自己创造出科学共产主义，但有科学共产主义的种子，一经播种在这广大群众迫切要求革命的土地上，便会发芽生根，漫生滋长和蔚然成林的。

    三、大革命斗争中闽浙皖赣的党

    北伐军占领南昌、九江后，革命高涨的浪潮与方志敏同志在革命运动中的声望，极大的兴奋了群众，打击了反革命，这时各县党的组织发动群众，组织农协，获得飞速发展。当时反动军阀刘至陆、刘保题企图在赣东北负隅顽抗，但到处遭到革命群众的反对、袭击、缴枪。北伐军东征自南昌出动，在广大群众热烈欢迎与帮助下顺利进军，未遭任何困难，我们的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当时各县地方反动政权暂时麻痹，实际上被打倒了。北洋军阀的县长，有的跑了，不逃跑的也不敢妄动。革命阵线内的各阶级便开始夺取地方政权的斗争，均希望新县长是自己阶级利益的代表人。但县长要由省政府委派，此时方志敏同志力主委派党的同志掌握地方政权，江西省委强调群众工作，不许党员作官，反对方志敏继续高涨；各县党更加紧群众运动，农民自卫军与工作纠察队更加扩大和武装起来，成千成万的武装入城，游行示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由口号变为行动。许多地方的农民协会，实际上成了乡政权机关。这是闽浙皖赣革命的是高潮时期，开始了革命群众直接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

    弋阳九区农民，武装赶走了漆工镇巡官，横峰农民武装赶走了县长，邵式平同志为江西省政府特派员，即委任雷夏同志为漆工镇巡官，邹秀峰为横峰县长，吴先民同志为警察局长。由此我党得以掌握此二地的政权和武装。不久，李烈钧踞上饶，开始反动，“四一二”事变后，各地反动势力纷纷向革命进攻，五朋朱培德“欢送”共产党出境，许多地方革命群众武装夺取政权，均告失败。景德国镇工人纠察队被缴械，贵溪农民群众领袖江宗海牺牲。雷夏、吴先民、邹秀峰等亦带武装转入山地开始游击战争：“八一”起义失败后，革命便转入低潮。

    总之，大革命时期闽浙皖赣还是幼年的党，在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主要的错误是：

    1、统一战线中“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当时许多地方的国民党不仅是我们同志所创造，且都掌握在我们同志手里，我们只是帮助国民党大吹大擂，对其环处一声不响，而对自己党的面目与主张反而隐藏起来，一切都用国民党的名义，帮助国民党、忽视了自己。

    2、不要政权，不要武装，失去时机。在北伐军到来之前，北洋军正退之际，用群众武装驱逐北洋军，粉碎旧政权，组织新政权是完全可能的；弋阳九区群众就是这样获得政权与武装的。其次，在革命高涨时，利用省政府权力，改造各地方政权，亦完全是可能的，横峰就是这样获得政权与武装的。但未能都这样做。

    3、宣传过于组织：当时革命的宣传相当大，特别是东征军过境，宣传深入群众，群众大会，武装示威不断举行。但切实组织比较强的农协武装和党的支部是不够的。

    但闽浙皖赣是经过“五四”反帝学生运动的准备，建党之后，领导了广大农民反大地主的斗争，反北洋军阀与官僚政权的斗争，有一条以方志敏同志为首的正确路线存在。实际工作中，获得以下成绩：

    1、党开始以知识分子为主，并通过他们与农民群众结合，相当地发展了党。在弋阳、横峰一些地区建立了一些农村支部。

    2、取得政权武装，坚持就地革命。在“四一二”事变后，革命遭受挫折。弋、横部分同志武装退到山上，在山里坚持斗争，成为转入土地革命的基础。

    3、培养了党的骨干，锻炼了一批群众领袖，结合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发展了农协的组织，烧毁了田契，逮捕了土豪劣绅，个别地区农民取得了政权。因此，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所有这些成绩，准备了苏维埃运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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